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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一宗审判案例浅谈违法建设行为人认定 　　某市城管综合执法部门对一宗违法建设进行了立案调查，作出限期拆除违法建设的行政处罚。违法建设当事人就该行政处罚向法院提出行政诉讼，经法院判决撤销了行政处罚决定。在此案件中，法院认为城管部门作出的行政处罚事实不清，其主要观点是违法建设的责任主体认定存在问题。现从这宗案例对违法建设行为人的认定进行分析。 一、城管部门对案件进行调查的基本情况 2011年3月，城管部门发现某在建建筑有违建嫌疑，现场进行检查并作出检查笔录，在检查笔录中注明被检查人梁某某，但检查笔录签名为潘某铸，检查笔录未注明两者关系（实质二人为母子关系）。其后潘某铸以委托人的身份到执法队接受讯问调查，在所作出的两份讯问笔录中，案件办理人员讯问了房屋的用地情况，潘某铸陈述：“该用地是本人父亲（潘某树）所使用的房屋，2008年办理了《某市集体土地房产权属证明书》”，并称“因潘某树于1997年6月因病死亡，现由我母亲（梁某某）接管该地的使用权及一切的施工”。在其后的组织听证中，潘某铸和梁某某参加，潘某铸在听证中陈述“该房屋为当事人唯一房屋，且年事已高，拆除后当事人及家人将无居住房屋，请求不要拆除”。 城管部门在案件中收集了以下证据：（1）梁某某出具的由村委盖章的情况报告，报告是梁某某以户主身份提出重建时对房屋四至尺寸及环境保洁的保证书；（2）一份由其三个儿子潘某铸、潘某乐、潘某裕共同签名的情况报告，说明旧房屋是其父亲潘某树遗留的祖屋，现由三儿子潘某铸出资兴建，建成后交由梁某某居住，待其故去后再就房屋进行分配；（3）《某市集体土地房产权属证明书》，证明书注明权属人潘某树，房屋占用份额为全部，房屋所有权为私有；（4）是由房屋主管部门出具的房屋安全鉴定书；（5）一份由潘某铸、陈某某和梁某某签名的向某银行的个人借款合同，借款合同用途为生产经营；（6）某村社提交的证明，证明房屋是潘某树留给其妻子梁某某居住的房屋。 城管部门依据案件调查情况（主要是潘某铸提供和陈述的内容）作出了处理决定：依据调查的事实和收集的证据，认定梁某某是违法建设的行为人，其行为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城乡规划法》第四十条、《广州市城市规划条例》第二十八条的规定，依据《广州市违法建设查处条例》第二条规定，构成违法建设，且属于严重影响城市规划，无法采取改正措施消除影响的违法建设，应予以拆除，故作出了限期拆除的处罚决定。 二、提起行政诉讼后，法院对案件的审理意见 梁某某在收到行政处罚决定书后，向法院提起了行政诉讼，在行政诉讼中的申辩意见包括：一是处罚对象不正确，涉案房屋由其本人和三儿子潘某铸共同出资兴建；二是对于村民宅基地房屋，城管部门应依据《物权法》、《土地管理法》等规定，责令其补办手续；三是根据某市“三旧”办关于“城中村”改建有关文件规定，危房复建面积应为280平方米；四是作为本人唯一居所，恳请保留不拆除。 立案后法院为查清事实，在庭审后前往梁某某所在的集体经济联社经济发展有限公司进行调查，并对潘某铸、陈某某（个人借款合同的签署人）进行询问，并采纳经双方庭审质证无争议的证据后认为涉案房址原登记产权属人潘某树去世后，涉案房址的宅基地继续由潘某树的家庭成员使用。涉案房址的新建楼房目前部分由梁某某、潘某铸、陈某某居住，部分供出租。 最后法院判定：城管部门认定梁某某是违法建设行为人的证据主要有4份检查笔录、2份询问笔录、听证笔录，但上述笔录均由原告梁某某的三儿子潘某铸签名，或者包括潘某铸签名，虽然潘某铸本人称其是受梁某某委托处理相关事宜，梁某某也出具了授权委托书，但城管部门没有进一步查证梁某某事违法建设的行为人和违法建设事实。从询问笔录中看，潘某铸均称，其母亲梁某某在其父亲去世后，接管该地使用权及一切施工项目，而据查梁某某与丈夫潘某树共育有四子一女，该宅基地原登记权属人潘某树1997年病逝后一直未进行变更登记，谁是该宅基地的使用权人，仅凭梁某某和三儿子潘某铸的陈述进行认定，应视为证据不足。在本案审理过程中，梁某某坚称涉案房屋是由其及三儿子潘某铸和儿媳陈某某共同出资兴建，从城管部门提供的证据来看，潘某铸实际参与了涉案违法建设行为的全过程，且新楼房建成后，部分由梁某某、潘某铸和陈某某居住，部分用于出租。综观上述情况，城管部门认定梁某某为违法建设行为人证据不充分，应视为事实不清，证据不足。故撤销了行政处罚决定。 三、违法建设行为人的认定是顺利实施行政处罚的前提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第三十条规定“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违反行政管理秩序的行为，依法应当给予行政处罚的，行政机关必须查明事实；违法事实不清的，不得给予行政处罚。”。而在工作实践中，办理此类案件的城管部门往往是对于违法建设的用地情况、是否办理相关手续、面积、建设时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