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医疗人才流动是下一步医改起点 　　看起来，中国医疗健康服务业的盛宴已慢慢启幕。 12月2日，哈佛大学与恒大集团共同对外宣布正式签署合作协议：哈佛与恒大将在中国共同成立哈佛医院，双方已就此达成实质性合作成果，目前进入选址阶段。 而刚刚闭幕不久的十八届三中全会的定调是，“市场将起决定性作用”，并提出“深化医药卫生体制改革”。 国务院数日前公布了《关于促进健康服务业发展的若干意见》。作为我国首个健康服务业的指导性文件，《意见》明确提出，到2020年，基本建立覆盖全生命周期的健康服务业体系，健康服务业总规模达到8万亿元以上。 近日就中国医疗健康服务业的下一步改革等话题，《瞭望东方周刊》专访了中欧国际工商学院医疗管理与政策研究中心主任蔡江南教授。 意味着政府放权 《瞭望东方周刊》：《关于促进健康服务业发展的若干意见》中，提出了充分调动社会力量的积极性和创造性，这和四年前的“新医改”主要有哪些不同？ 蔡江南：四年前强调的是政府主导，兼顾市场的作用。但是这次《意见》中提到的是政府引导，从“主导”到“引导”虽是一字之差，但效果是截然不同的。现在更加强调市场、强调社会的力量。 另一方面，2009年新医改方案的目标是建立中国基本医疗保障体系，医保也是最基本的，对于大病这部分都没能包括进去。而现在是要基本建立覆盖全生命周期、内涵丰富、结构合理的健康服务业体系。这比当时基本的保障覆盖面更广，层次更高。 《瞭望东方周刊》：十八届三中全会定调“市场将起决定性作用”，你觉得这会对医改有什么影响吗？ 蔡江南：定调“市场将起决定性作用”，意味着政府的放权。从2009年新医改到现在已经四年了，其中公立医院改革是最难推动的，卫生部门和大的三甲医院都是既得利益者。 政府控制着90%的病床，这些都是公立医院的，卫生部门也控制着公立医院的人事任命。在我国目前的医疗体制下，医院是整个医疗产业终端，抓住了医院就控制了所有的医疗资源。医生绝大多数是医院的雇员，80%的药品是从医院里开出来的，几乎所有的检查也是由医院来做的。 其他国家的情况却不同。比如在美国，80%的医生是独立行医的，80%的药品也是在医院之外的社会药房开出来的，很多检查也都是独立的实验室在做，医院之外的其他资源是相互独立的。 民营资本进入的好时候 《瞭望东方周刊》：现在是民营资本进入健康服务产业的好时候吗？ 蔡江南：可以这样说。我们都还在关注后面要出台的15个具体细则。有看过15条细则草案的人说，结果还是很振奋人心、令人鼓舞的。 医改搞了很多年，可以说改革阻力大于推动力。中国缺乏行业利益相关者组成的利益集团，老百姓虽然有牢骚，但也形成不了一个有力的推动力。最近政府的一系列动作让我们看到了推动力，这就是中国所说的“形势比人强”。这是整个社会的大形势，中国经济转型这个大背景。 现在政府把健康产业当成推动中国内需的重要产业，在这个形势下，逼迫医疗卫生必须改革。原来卫生部门死死控制住医疗卫生资源，尤其是公立医院，并且对民营、社会资本的医疗卫生机构采取歧视性做法，这都将变革。 所以，我们现在看到的是一个很好的形势。 社会非营利性医院从哪里来 《瞭望东方周刊》：民营资本的进入是否意味着医疗的“公益性”将减少？ 蔡江南：对于医疗不能简单地走公益性或者营利性的两个极端。我更提倡让社会的力量起主要作用，也就是说，社会非营利性的医疗机构和社会医疗保险发挥主要作用。 与民营营利性医疗机构相比，社会非营利性医疗机构虽然会有利润，但不能把利润拿走；和政府办非营利性医疗机构相比，它的资金来源可以来自病人、企业捐助和医疗保险等渠道，并非财政拨款，政府只能对其监管。美国的大部分医院都是这种类型。 在医疗保险方面，我国的职工医保就是社会性的医保，这是由雇员和雇主共同交钱买医保，既不同于商业医疗保险，也不同于政府的医疗保险。日本和德国就是这样的模式。 《瞭望东方周刊》：这样的社会非营利性医院从哪里来？ 蔡江南：我国2/3的医院是公立医院，90%的病床在公立医院，这些公立医院从经济来源的角度讲，就是社会非营利性医院。收入来源主要是从病人和医保来的，只有10%是政府拨款。从经济收入来源来说，它和社会非营利性医院没有区别。只是政府还在控制它的人员编制、医生收入等。 现在的公立医院都是挂羊头卖狗肉，并非真正的公立医院。公立医院应该主要依靠政府拨款，办那些市场没兴趣办也办不了的医院，因为办了就要亏本，比如精神病医院、传染病医院、老少穷边疆的医院等等，对病人是低价甚至是免费的。这样的医院才是真正的公立医院。在现有的公立医院里，只留一部分作为真正意义上的公立医院就可以了。 社会非营利性医院要成为主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