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韩愈诗歌的评价-淄博职业学院.docVIP

关于韩愈诗歌“奇崛险怪”风格评价的探讨 孙启友 淄博职业学院 山东淄博，255314 【摘要】韩愈诗歌奇崛险怪的风格形成是诗人有意识的选择，这一风格既是诗人的审美趋向体现，又反映了唐朝诗歌创作时代风尚的某些变化。“以文为诗”的语言风格是诗人的文学创新的成果和主体意识觉醒的产物。 关键词：韩愈 诗歌 风格 评价 对韩愈诗歌的评价，历史上有贬斥与赞扬两种极端意见，文学史家一般认为其诗歌具有两个特征，一是奇崛险怪的艺术风格，一是散文化的语言风格（习惯上称为“以文为诗” ）。观点本身没太多的争议，但如何认识和评价这两个特征则众说纷纭。对于艺术风格，清人赵翼《瓯北诗话》中说“至昌黎时，李杜已在前，纵极力变化，终不能再辟一径，唯少陵奇险处尚有可推广，故一眼觑定，欲从此劈山开道，自成一家。”虽有道理但毕竟只是外在的推测。在袁行霈主编的《中国文学史》中则将此归为诗人木讷、刚直、昂然不屈的性格受到挫折后的产物，尤其阳山之贬加剧了诗人的心理冲突，而南方恶劣环境是造成韩愈诗风大变的另一因素（实际论述中更强调现实挫折带给诗人的心灵震荡）[1]。阎琦《韩诗论稿》认为赵翼的意见之外还要补充四条：“一、韩愈在文学上好奇的个性（美学理想）于诗歌的影响；二、韩文的尚奇于韩诗的影响；三、摧陷廓清大历柔靡诗风的不良影响的需要；四、以文为诗创作手法的大胆使用”[2]。毕宝魁《韩孟诗派研究》认为阎的说法基本正确，但一二条可以合并，而第三条本身与诗人个性有关，“因此，第一条是最为关键的。”[3]从诗人个性的角度探讨风格无疑更具理论深度，但这一研究思路本身具体应用到韩愈这一诗人时往往面临很多困难，存在众多疑问：比如诗人的个性是属于先天禀赋，还是由后天的遭遇被动造成？好奇的个性与奇崛险怪的风格之间是一种三段论式的因果关系，还是尚存其他复杂关系？如此风格是诗人个性的自动生成，还是创作的自觉选择？另外，创作主体之外是否有社会因素的存在？事实上，由于直接材料不足，要探讨古代诗人的个性往往比当代作家更具难度。所幸目前较丰硕的研究成果给我们理清思路提供了可能。 诗人个性的形成 韩愈《祭郑夫人文》曰：“我生不辰，三岁而孤”，由此毕宝魁认为其生母后来改嫁他人。韩愈是在长兄韩会夫妻抚育下长大，尤其其嫂郑夫人对他恩情很大，以至其嫂死后韩愈有“视余犹子”之慨，但兄嫂之爱无论如何无法替代母爱，因此，昌黎从小缺乏母爱的呵护。少孤经常是一个韩愈形成自尊而敏感性格的外部因素，诗人少年时代备受的颠沛流离之苦更加剧这一性格的形成。777年，其兄韩会被贬岭南，一年多后死于贬所，韩愈回忆当时潦倒异乡的情境说：“万里故乡，幼孤在前。相顾不归，泣血号天”（《祭郑夫人文》），其窘迫可以想见。这之后其故乡河阳再起战火，韩愈不得不随嫂避难江南。兵荒马乱的时势，弱嫂少孤的无助，韩愈在这样的环境下长大，其内心的不安感直到813年为兵部郎中后在能获得较丰厚的俸禄时才有所改观。 与漂泊相联系的是穷困，韩愈《上兵部李侍郎书》中说自己“家贫不足以自活”，可谓一语道尽辛酸。为了养家，韩愈十九岁独自北上西安参加科举以求仕进。从十九岁至二十九岁时入汴为董晋的观察推官止，他四处求官不得，生活艰难。在《与李翱书》中回忆说“仆之家本穷空，重遇攻劫，衣服无所得，养生之具无所有仆在京城八九年，无所取资，日求于人以度时月，当时行之不觉也，今而思之，如痛定之人思当痛之时，不知何能自处也 。 应该看到，“奇崛险怪”的诗风首先与诗人个性相关，诗人选择此一风格首先是基于个性心理的需要；而诗人的心理情感又无法脱离社会生活。因此可以说，奇崛险怪反映的是诗人对当时社会生活的认识与情感。安史之乱后，由于藩镇割据、宦官专权，皇室的影响力逐渐削弱，在此背景下，科举基本被权门把持，寒族知识分子很难得到仕进的机会。韩愈长安十年才勉强获得国子监博士的闲职就可见一斑。一方面，寒族士子蓄积了满腹牢骚不平，如韩愈周围的一批文人基本都具愤世嫉俗、偏狭狷介的性格；而另一方面与现实政治的疏离又逐渐强化了寒士的自我意识。他们不再像盛唐诗人那样在意贵族的口味，肆无忌惮的写贫困和疾病（孟郊），写掉牙、腹泻、水火的狰狞（韩愈），写鬼火、幽灵和死亡（李贺）。他们宁肯写“日常衣食捉襟见肘的窘迫，衣暖食足的安适；狎妓冶游的快意，夜半听奇事的乐趣，乃至揽镜自照的感觉，发白、发秃的心情，齿落眼花的感慨，作梦醒后的惆怅……”[7]，也决不肯“以文治粉饰苟安之政局”[8]，总之他们恣意表达着活在当下的快感和不快感，恣意中也许还带有几丝叛逆的快乐。这些叛逆的举止当时和后来都会引来一些诧异的目光，但说不定他们恰在这些诧异里偷偷地笑着、得意着。而随着词的兴起，他们又逐渐沉醉在歌宴酒席之上，与善解人意的舞女歌姬共欢笑、同流泪。从这个意义上说，中唐诗人真的是与盛唐不同，盛唐诗人的昂扬进取中有着迁就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