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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力贫困视域下中国农村开发式扶贫困境和超越 　　摘 要：能力贫困理论将贫困界定为能力不足而不是收入低下，主张通过重建个人能力来避免和消除贫困。我国农村开发扶贫中存在着贫困人口享受的扶贫资源较少、贫困人口减贫幅度越来越小、增收效果不明显、开发式扶贫难以有效应对因病致贫和因病返贫等问题。究其原因，主要是贫困农户应对贫困风险的能力如教育文化水平、劳动力、利益表达能力、信息获取能力、合作能力和参与能力短缺所致。为此，应将扶贫的关口前移，从提升贫困农户的可行能力入手提升农村的扶贫绩效。 关键词：开发式扶贫；能力贫困；可行能力；补偿；参与 中图分类号：F320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2-7408（2013）02-0081-04 目前，我国农村的扶贫方式主要是开发式扶贫。开发式扶贫是针对不同的致贫因素，采取区域开发、信贷扶贫、以工代赈、科技扶贫等综合性措施，改变单纯的经济扶贫缺陷，消除贫困人口在脱贫过程中的资金、技术、基础设施等约束，促进贫困地区经济和社会的发展。开发式扶贫模式在政府的扶贫行动中还引入了市场机制，较好地实现了政府与市场的结合。但是，当我们为中国贫困人口迅速脱贫而感到欢欣的时候，新的问题出现了，从2001年到2005年，我国平均每年减少的绝对贫困人口仅112万，其中在2003年，绝对贫困人口还增加了80万。[1]开发式扶贫模式的绩效困境日渐显露。开发式扶贫政策隐含的前提是贫困者有机会、有能力从这些扶贫项目中受益。然而随着贫困性质和形势的变化，这些前提性假设基本都不复存在了。如何走出开发式扶贫的困境，提升新时期农村扶贫的绩效，成为摆在我们面前的重大课题。在此背景下，阿马蒂亚·森的能力贫困理论为我们的研究提供了新的视角。 一、能力贫困理论：研究贫困问题的新视角 20 世纪90 年代以来，以森（Sen） 为代表的一批发展经济学家提出了一个围绕能力、权利和福利的发展理论体系，建构了一个新的基于能力的发展观。其实，早在1901年，郎特里（Rowetree）就注意到了个人基本特征以及在工作中所发挥出来的水平的不同而引起的贫困差距问题，这使得人们思考是否要将缺乏满足某些基本需求的能力的贫困作为划定贫困的另一标准。随后，阿马蒂亚·森在大量的探索之后回答了这个问题。他发现，如果将贫困看做是对能力的剥夺就很有意义了，他的这一说法并不否认低收入与贫困之间的关系，贫困除了意味着低收入之外，更多地意味着对收入能力的剥夺。阿马蒂亚·森指出，低收入和低能力之间的工具性关系在不同的社会、不同的家庭甚至不同个人之间是不同的，其原因在于：首先，能力和收入之间的关系会受到个人年龄、性别、社会角色、居住位置、流行病以及其一些个人无法控制的变量的强烈影响。例如，营养不良固然与摄入的食物及其营养成分有关，但是也与摄入主体的营养吸收能力有关，后者深受健康状况的影响，而健康状况又很大程度上依赖于公共医疗服务和公众的防病措施；其次，收入低与人的收入转化能力之间存在某种耦合性的联系。人的体质方面的不利条件如年龄、疾病或残疾不仅会降低个人赚钱的能力，同时也使得从收入到能力的转化变得更为艰难；其三，家庭内部重男轻女的财富分配方式使得以纯粹的经济收入作为贫困与否的标准面临更大的挑战。在亚洲、非洲甚至美洲的一些地方，家庭财产分配中的性别歧视往往使得家庭内部的贫困差异被忽视，从能力的角度界定贫困能够更好地阐释这一问题；其四，收入方面的相对剥夺可能会造成能力方面的绝对剥夺。正是基于以上四方面的考虑，阿马蒂亚·森指出，“如果我们仍在收入中考察贫困问题，则考虑到从收入到能力的转化差异，其相关的贫困概念就应该被定认为是收入不足，即收入无法实现最起码的能力，而不是收入低，即与影响到这种转换差异的具体环境无关的所谓低收入。只有这样，才能合理地看待其中的某些转化差异。”[2]也就是说，在阿马蒂亚·森看来，“识别贫困的最普通做法是确定一个基本或最低生活必需品集合，把缺乏满足这些基本需要的能力作为贫困的检验标准。”[3]既然贫困可以用可行能力的被剥夺来识别，那么什么是“可行能力”呢？在阿马蒂亚·森看来，可行能力的内涵十分丰富，“相关的能力不仅是那些能避免夭折，保持良好的健康状况，能受到教育及其他这样的基本要求，还有各种各样的社会成就。”[4]可见，阿马蒂亚·森将自由和人的可行能力结合起来分析贫困问题，意味着贫困不仅仅是缺吃少穿或基本需要得不到满足，更重要的是由于缺少自由和能力，人们不能去实践他们可能的生活方式，也不可能应对各种社会风险和生活压力，造成他们应对生活变动的脆弱性。 阿马蒂亚·森能力贫困理论的落脚点在于通过重建个人能力来避免和消除贫困，开创了贫困问题研究的新领域，是贫困理论发展的一个里程碑，正如瑞典皇家科学院的公告中所说：“森在经济科学的中心领域作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