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蔡元培大学观和其当代意义剖析 　　摘 要：蔡元培的大学观是其整个高等教育思想的基础，也是影响近代中国大学发展的教育理论。他坚持认为，大学是研究高深学问的机关、大学不同于高等专门学校及大学要履行科研与育人的双重使命。研究蔡先生的办学理念，可以之为鉴反思我国当前高等教育发展中存在的问题。 关键词：大学观；定性；定位 中图分类号：G40-09 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671-1165（2012）04-0113-05 近年来，“创建一流大学”成为我国很多高校的发展目标，高等教育也进行了多方面改革，取得了显著成效：校园占地面积明显扩大，校园里的土木建筑有了明显改观，年招生人数和在校学生规模也在不断扩大；学科建设更加齐全，专业设置也更加具体化；人事制度的改革和教师工资制度的改革，使教师收入与科研能力、科研成果相联系，调动了广大教师在科研方面的积极性和创造性，科研水平也相应提高，一些重大成果应运而生；采取“引进”和“派出”等多种方式，加强了与国际间的交流与合作，增强了我国在国际学术界的影响，尤其经过“211工程”、“985工程”等重点建设，国内一批重点大学都具备了冲击世界一流大学的实力。“以教育部直属高校为例，2006年基本建设总投资额为160亿元，比2002年翻了近一番；校舍面积达到7416万平方米，比2002年增长了40%；在国外学术刊物上发表的论文数由2002年的6521篇增加到2006年的49732篇，增幅达134.64%。”[1]27 然而，与世界一流大学相比，我国的一流大学“更多的体现在形似而不是神似上，更多的是数量的增长而非质量的提高、外延的扩张而非内涵的提升、硬件的加强而非软件的改善。”[2]具体表现在：人才培养的数量有了很大的增加，但质量却没有相应提高，创新人才和一流人才依然匮乏；科研论文数量增长迅速，但原创性论文非常少；学校规模扩大了，但教学质量和培养的人才水平反而有所下降；教师与学生的科研兴趣和能力并未随着图书数量和资源数量的增加而提高；学校的管理更倾向于行政化…… 在这些问题中，最为紧要和关键的是当前许多大学对于自身缺乏清醒的认识，对于“大学到底是什么”、“大学为什么而办”等基本理念层面的问题不能够做出很好的回答。简而言之，就是不能对大学自身有一个合理的定性和定位，不能明确大学的职责和使命。 一百年前的北大也曾经面临同样的问题，而蔡元培在北大的改革使其从“官僚养成所”变成了中国近代第一所现代意义上的综合性国立大学，并奠定了今日北京大学的基础。在过去一百多年的中国历史上，北京大学发挥了重要的作用。研究蔡元培先生的高等教育思想，特别是最基础的大学观，对于厘清其办学思路，探索北京大学成功的奥秘，指引今日中国大学的发展具有重要的意义。 一、为大学定“性”：“研究高深学问”的机关 蔡元培对大学性质的论述分见于他不同阶段的不同演说中，表述虽有所不同，但均离不开“研究高深学问”。1912年5月16日，蔡元培以教育总长的身份出席北京大学开学典礼，在演说词中强调“大学为研究高尚学问之地”[3]。这是蔡元培第一次阐述他的大学观。1917年1月9日，在《就任北京大学校长之演说》中，蔡元培阐述了大学的宗旨，并提出对学生的期望，要求学生先知道大学不同于其他专门学校，大学是“研究高深学问”的，在此基础上确立求学的宗旨和目的——研究学问。此外，在《北大1918年开学式演说词》中，他进一步明确大学的性质：“大学为纯粹研究学问之机关，不可视为养成资格之所，亦不可视为贩卖知识之所。学者当有研究学问之兴趣，尤当养成学问家之人格。”[4]他在《北京大学月刊》发刊词中再次强调大学就是共同研究学术的机关。1919年9月，蔡元培在北京大学第22年开学式上重申：“大学并不是贩卖毕业的机关，也不是灌输固定知识的机关，而是研究学理的机关。”[5]87 蔡元培提出大学的性质和任务是研究高深学问的主张，在当时具有很大的意义。从宏观来看，他认为一个民族或国家的强盛，需要依靠学术。他在《我们希望的浙江青年》中说：一个国家、一个民族要想在世界上光荣地立得住脚，必须以学术为基础，尤其是在竞争非常激烈的20世纪，“学术昌明的国家，没有不强盛的。反之，学术幼稚和智识蒙昧的民族，没有不贫弱的”[6]663。从当时北京大学的情况来看，蔡元培强调“研究高深学问”尤其必要。因为当时的北大是由京师大学堂更名而来，最初的学生都是京官，他们求学的目的不是学问而是毕业后能够“升官”，这种风气一直延续到蔡元培到北大之时。面对这种状况，他认为要把北大办成真正的大学，必须改变过去那种“上大学为当官”的观念，明确大学的本质在于研究学问。对此，蔡元培在《我在教育界的经验》一文中也指出：北京大学的官僚气息虽逐渐演变但依然存在，认真教学的专任教员都不欢迎甚至强烈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