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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21世纪初图书馆学探究三个阶段 　　摘 要：文章论述了21世纪初十多年我国图书馆学研究的三个阶段，三个阶段的特征是：第一阶段以理论图书馆学研究为主，在图书馆学研究对象和图书馆学研究层次化领域出现了重要的成果；第二个阶段以应用图书馆学为重点；第三个阶段以总结、梳理为重点。 关键词：图书馆学研究 理论研究 应用研究 中图分类号： G250.1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3-6938（2013）05-0053-04 21世纪初我国图书馆学研究经历了蓬勃发展的时期，其取得的重要理论成果和实践成果都是令人刮目相看的。近几年已有不少研究者对此进行了研究。本文从图书馆学层次化角度，从理论图书馆学与应用图书馆学的关系来考察近十来年的发展，可以发现21世纪初我国图书馆学大致经历了这样的过程：2000～2003年间以基础理论研究的成果较多，图书馆学研究对象探讨活跃，出现了“知识集合论”、“文献可获得性论”等具有影响和深度的学派，在理论探讨中图书馆学“层次性”受到关注；2003～2007年是应用图书馆学获得大发展的时期，关于公共图书馆研究、人文图书馆学、制度图书馆学、技术图书馆学领域的研究取得了重大的成果；2007年以后的几年是应用图书馆学概括、疏理和理论提升阶段，研究者试图探讨应用图书馆学与图书馆学基础理论的关系，这一期间出现了尖锐争论。以下对三个阶段作扼要阐述。 1 世纪初图书馆学的理论诉求和“层次化” 1.1 理论研究热和理论主张 新世纪十年来的图书馆学研究，为何基础理论研究是在前面，应用图书馆学研究到2004年“苏州年会”后才逐渐火热，笔者认为，应用图书馆学与图书馆事业实践紧密相连，世纪初，我国图书馆事业发展仍处于“低谷”，存在经费、人员、馆舍等诸多困难，我国社会的大环境未能为应用图书馆学发展提供一定的条件和基础；而图书馆基础理论比较而言离实际较远，其研究具有足够的空间，因而基础理论研究在先是顺理成章的。 这一期间，王子舟先生曾发表两篇重要文章《中国图书馆学基础理论的艰难重建——纪念〈图书馆学基础〉出版20周年》与《图书馆学的宗旨是什么》，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一些研究者的理论诉求。王子舟认为，“图书馆学作为增进人类客观知识社会记忆能力的学问，它是为满足人们获取知识的需要而存在的。”图书馆学研究的是知识集合，知识集合不但具有知识仓库的作用，同时还起着知识记忆，知识导航的作用，它可以成为人们获取知识的现实条件与保障[1]。王子舟在另一篇文章中指出，“理论既然是一门科学不可或缺的，那么它的功用有哪些呢？学术界通常认为，理论有解释问题的功能、指导实践的功用、科学预见的功用等。尤其是，图书馆学的学术传统将本学科划分为理论与应用两大版块（相当于自然科学的“基础研究”与“应用研究”），这无疑是对理论功用的一种肯定。“好的理论应该是解释性的。”[2] 在新世纪图书馆学研究的第一阶段，图书馆学基础理论研究持续高涨，在研究中涌现出诸如“知识集合理论”、“文献可获得性理论”这样的图书馆学研究对象的新说。 1.2 图书馆学的层次性研究 在这一阶段，值得关注的是图书馆学的层次性研究获得了重要的成果。吴慰慈、杨文祥认为，图书馆学基础理论、图书馆学应用研究分别属于理论的不同层次，由于层次的差异，其与实践的距离亦不同。从而批判了理论“脱离”实践的指责，为下一阶段图书馆学自由繁荣的研究环境营造了良好的学术氛围。 关于图书馆学的层次，吴慰慈、杨文祥认为主要分为基础理论和应用理论。“理论的本质和功能在于对客观规律的理性把握。”“图书馆学基础理论研究所要解决的问题都是关于图书馆学和图书馆事业最为基本的问题，它所要揭示的规律也都是关于图书馆学和图书馆事业最为本质的规律……。图书馆学基础理论研究虽然不直接作用于图书馆事业建设的具体社会实践，却在基础理论的高度上，对图书馆事业的社会实践具有高屋建瓴的理论指导作用，成为图书馆事业建设须臾不可或缺的理论基础。”[3] 吴慰慈、杨文祥认为，由于学科建设的不成熟，导致图书馆学基础理论层次系统尚未形成。这种不成熟一方面表现在尚未建立起由基础理论体系、应用理论体系和应用技术体系构成的相对完整的学科建设体系；另一方面对图书馆学的学科性质尚未完成从单纯的应用性学科向综合性学科的观念转变，从而导致图书馆学理论的基础研究和应用研究长期混为一谈，分不开层次。而且导致了几乎整个图书馆界和图书馆学理论研究界都极度缺乏基础的研究意识。在这种情况下，人们往往用应用研究取代基础研究，用应用理论取代整个图书馆学理论体系。这样，自然导致了简单地套用应用研究的价值标准来评价图书馆学的基础理论研究，而这也正是理论被指责脱离实践的重要原因。 由于特定的历史原因，极“左”思潮长期占据意识形态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