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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电影《一九四二》对民族文化审视和反思 　　[摘要]《一九四二》以河南大饥荒为背景，讲述了灾难面前个体/民族的双重生存压力，催逼出民族文化心理中的常态下被遮蔽的问题。用地域视角观察这场灾难，会发现灾难也许可怕，但是更可怕的是面临灾难时，精神救赎缺位。影片更为注重对生命哲学的探讨，是对极端状态下人性的拷问，是一部实验性的作品。对传统文化的劣根性，影片有更多的表现和批判，但是，作为一部具有更多野心的影片，却无力从灾难中抽取具有民族意识的救赎力量，作品中表现出的“光”，只能活命，并不能安魂。 [关键词]冯小刚；《一九四二》；灾难 冯小刚导演、刘震云编剧的影片《一九四二》的背景是鲜为人知的死亡300多万人的河南大饥荒，将其置于《2012》《日本沉没》《龙卷风》《后天》等灾难片中，可以发现影片并不过多使用特技效果渲染灾害场景，而是用镜头捕捉在这个历史“节点”相关人物的表情，完成一部民族志意义上的自我反思的“田野工作叙述”①。普通百姓、政府高层、侵华日军、美国记者，每个身处其中的个体在这场灾难面前都表现出了独特的应对方式，而从整体的视野关照，1942年正是抗战的艰苦阶段，个体/民族的双重生存压力，正催逼出民族文化心理中的常态下被遮蔽的问题。 一、地域意识 《一九四二》有明确的地域指向，刘震云的故乡河南延津被设定为故事发生地点。历史上中国虽然一直处于大一统状态，但是由于人口流动性差，形成了各具特色的地域文化和伴随而来的地域观念，而且形成了传统，与阶级观念并行不悖。当灾难来临，地域意识就成为最方便使用的凝聚力量。遭受灾害的初期，地域共同体确实能够焕发出互助的力量，在影片中，就有灾民“吃大户”的情节，素常的“东家”们即便再吝啬，也不得不破费些打发一下本乡本土的灾民。实际上，通过互助渡赈灾是乡土社会长久以来形成的传统，共同的地域意识维系着人在生存面前的基本道德。如果1942年的饥荒并不是如此深重，或许这一方式还可以让大部分灾民渡过难关，但是这一次失效了。影片突出了各种河南元素，省政府主席李培基言必称河南，将这一灾难河南化的同时，也普泛化了，因此，以河南名义要来的中央赈灾粮，却无法发放下去，豫北与豫南等更为细致的地域划分将“河南”解构掉了。 “逃荒”这一情节更有力反省了地域意识的虚妄，这个流动性的迁徙打破了建立在地域基础上的人际关系，深化了影片对传统文化中地域意识的探讨。地域意识在小范围内是一种互助和凝聚力量，而换个角度，就成为人和人之间的墙壁。影片中，数以万计的河南灾民被河南政府当做包袱，用火车运到了陕西，而灾民们还未下车，就被陕西军队勒令返回河南，他们不配活命，原因是：你是“河南人”，而这是“陕西”地盘。地域表述下面的，是一种人道主义的话语。1942年正进行的民族战争、中日之间的问题固然用国家民族话语表述更为简单，但是这种表述背后忽略了普通人在这场战争中的感受，小说《温故一九四二》中河南人帮着日本人打国民党的细节能够把这个问题引向更深的空间，不过毫不意外的是影片中将其删除了。《一九四二》中，本来已经遭灾的河南非但得不到救济，反而被要求筹措军粮，而将军的理由似乎无可辩驳：灾民饿死一些无关大局，军人饿死了，无人打仗，国家就亡了。但是，他没有想到，如果百姓如草芥般可以被随意饿死，这样的国家又有什么意义存在呢？《一九四二》的故事发生在河南，冯小刚和刘震云原意也是讲一个“虐心”的故事，但是他们无意间碰触到了我们文化传统中经常使用而问题很多的地域表述，用地域视角观察这场灾难，会发现灾难也许可怕，但是更可怕的是面临灾难时，精神救赎缺位。 故乡的土地才是最好的安魂之处，是“逃荒者”走再远也不会更改的执念。影片中，东家在灾难中失去了家庭和财富，只剩下一条性命，他无奈而又倔强地选择回故乡。以东家的观察视野，他当然无力分析这次灾难的原因和追究当事人责任，但是他的选择透露出我们的文化积累并没有给个人提供更好的救人和自救出路，只能任凭命运处理。 二、活命哲学 灾难片是以人类在无法抵御的破坏力量面前大规模死亡来震撼观众，同时又以反抗和抵抗死亡的行为和精神激励他们的类型片，因此注重特技效果，而忽视对哲学观点的探讨。《泰坦尼克号》中，几位乐队成员在面临死亡前表现出的绅士风度，就表达出一种哲学观，但是这一幕是灾难片中鲜见的。《一九四二》关注的，是死亡袭来之际人的哲学应对，既有民族文化心理的展示，还有作者的独特思考，因此，有的评论指责影片不符合历史上的河南灾情和救灾状况就显得偏离作者原意。 作为“新写实”流派主将的刘震云，用《单位》《一地鸡毛》等作品讨论了小人物的生存哲学，尤其表现了主人公小林为了“活着”而妥协的一面。刘震云的小说《温故一九四二》延续的仍然是他对生存哲学的讨论，不过问题不再是小林面对琐屑的现实，而是灾民面对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