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ostgeneration精选.doc

厄内斯特·海明威和多斯·帕索斯参加战地救护队，亲身经历了第一次世界大战。他们关于战争的小说反映了士兵对战争的厌恶以及幻想的破灭。托马斯·沃尔夫并没有参军作战.他的迷惘有其自身的特点，他的小说反映出一种孤立感和世纪末的病态和愤怒。 迷惘的一代 - 评论 代表作家托马斯?艾略特 现代主义的文化冲锋 以往评论界倾向于肯定“迷惘的一代”突出的反战情绪及其对资本主义精神幻灭的刻画与揭露，同时批评其消极逃遁的个人主义和悲观色彩。但现在看来仅仅这些尚嫌不够，可以尝试从文化角度挖掘它反叛旧文化的原因，分析它在道德观念和价值取向上的深层文化意义。 “迷惘的一代”从其崭露头角的那一刻起就具有鲜明的文化反叛性。这批青年作家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后脱下军装，冲上文坛。凭着他们亲身参与战争的特殊体验，以及流放欧洲亲身感受的欧洲现代艺术的启蒙，他们的作品在表达反战情绪和现代青年的幻灭意识上独树一帜，令中年作家难以企及。早已成名的舍伍德·安德森和辛克莱·刘易斯等人虽然只年长二十来岁，但相比之下已经俨然老去。他们的作品在年轻读者看来似乎过于温和平淡，成了昨日黄花。“迷惘的一代”作家迅速冲垮了这些中年温和派作家在文坛的统治以及其代表的“高雅斯文传统”(the genteel tradition)，征服了编辑、出版商和读者，成为一九二○年代美国民族文学的主导声音。 亨利·F·梅在其著作《美国天真时代的终结》中提出了著名的“文化革命”论点。梅认为，以清教伦理和资本主义理性为基础的美国文化传统，自十八世纪形成之后，历经民主革命、工业革命的推动和加固，一直未曾大动根本，只是到了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才产生激烈的变革。一战好像一条历史鸿沟，割裂了传统的绵延和发展，成为现代意识和新文化的起点。沟的那边站着欧·亨利和亨利·詹姆斯，而这边则是海明威和艾略特。但是这一切的激变并不能简单地归咎于一战。早在大战爆发之前，支撑旧文化的三根支柱，即对传统道德、社会进步与绅士文化的信念，已被进步主义改革所带来的政治与经济变化腐蚀并凿空了基础。一遇上世界大战的强烈冲击，整个旧文化轰然崩塌，留下的残垣断壁便成为新文化各阵营的狼奔豕突之地。 而“迷惘的一代”作家就担当了新文化的冲锋手的角色。其社会影响远远超出文学范畴，在文学和文化领域都触发了革命性的轰动，影响了青年一代的思想和行为方式。《太阳照常升起》发表后，“青年男子试着像小说中的男主角那样沉着冷静地喝醉酒，大家闺秀则像小说中的女主角那样伤心欲绝地一个接一个地谈情说爱，他们都象海明威的人物那样讲话”。菲茨杰拉德的小说精确纪录放浪形骸、夜夜狂欢的名士派和摩登女(flapper girls)，使这一生活方式一时盛行于美国社会。挟着新文化运动之势，“迷惘的一代”文学在风靡美国的同时，带动起文艺百家和大众生活方式上的现代主义潮流。再加上哈莱姆黑人文艺复兴、女权运动和多种移民文化的兴起，现代美国文化中斑驳绚丽、雅俗并举的多元格局开始逐渐形成。 科技与物质文明的进步也极大地便利了现代文化的传播。电影、汽车、无线电新闻媒介和横越大洋的国际交通等为新一代的作家们提供了更多样、更便捷的传播工具。借着新兴的广告和推销术的魔力，“爵士时代”的文化骄子们获得了数以百万计的读者或观众，远非老辈作家所能奢望。与新兴的社会科技进步相辅相承的是新的消费文化。强调勤勉、远见和节俭的“生产道德观”让位给了及时行乐的“消费道德观”。“迷惘的一代”的自我流放及其放浪形骸的生活方式皆与这种消费新观念密不可分。正像虞建华所说：“格林尼治村的道德标准是在商业主义的‘促销’努力下传遍全国的。巴黎左岸是他们养成了新的消费习惯后又想延续这样的生活而不得不去的地方。与其说他们走在时代前头，领导了战后文化潮流，不如说一九二○年代快速的经济发展怂恿了他们，造就了他们，而他们的言行又为勃然兴起的消费文化推波助澜。” 需要指出的是，以青年文化的崛起和主导为特征的新文化运动虽然推翻了清教传统和中产阶级的商业保守文化统治，却没能实现布鲁克斯关于“美国成年”的设想。在整个一九二○年代以及之后的几十年间美国文化一直处于文化青春期的动荡状态，充满文化骚动和间发性社会动乱。 用“迷惘的一代”概括战后的一代文学青年其实是非常笼统且不确切的。海明威在《流动的圣节》中颇为不屑地说：“让她（斯泰因）说的什么迷惘的一代那一套跟所有那些肮脏的随便贴上的标签都见鬼去吧。”应该看到，这批作家们虽然在反战、自我流放等生活经历方面有共同之处，但这并不意味着就能将他们简单地归于“迷惘的一代”的大旗下而忽略其个人特色。相反，个性和个人风格正是他们致力追寻的东西，也是推动他们进行文化反叛的初衷。事实上，“迷惘的一代”虽然人数众多，但大多数已经湮没于历史，到如今默默无闻，究其原因恰恰是因为这些人的作品太符合“迷惘的一代”的“共性”而缺乏能垂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