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学中的女性主义流派.doc

课题报告 社会学中的女性主义流派 吴小英 女性主义研究的兴盛是20世纪不可忽视的学术现象。它起源于当代女性主义运动所谓“第二次浪潮”的政治风暴，因此可视之为女性主义向文化界、学术界的进军（吴小英，2000）；同时它又诞生于20世纪60、70年代风靡西方的反主流文化浪潮之中，带有很强的反主流文化意识和批判意识，因而常常被归类为批判理论或后现代主义的一种。与女性主义在其它学科的表现相似，社会学中的女性主义研究最初集中于对这一学科中女性及相关问题的无形化、边缘化的批判，继而在他们所倡导的性别建构论的基础上逐步过渡到对整个学科的男性中心导向的批判，并试图提供建立在女性经验基础上的新的社会学理论框架和方法论模式的可选择途径。虽然由于女性主义内部就社会学的许多重要主题还存在诸多分歧，尚未形成统一的范式或理论，并且女性主义往往由于过分强调其运动目标和性别利益而被指责为一种意识形态而不是学术研究，但是显然学术界已经无法对1970年代以来女性主义在社会学中发出的声音置之不理。无论主流社会学界对女性主义在社会学中的工作评价如何，现在的社会学家在编写当代社会学理论和方法流派的教科书时，都无法将女性主义理论或性别分析方法排除在外（见特纳，2001；巴比，2000；沃特斯，2000）。国外社会学系的本科和研究生教学中，与女性主义相关的课程已成为必不可少的，尽管用的名称可以各式各样。从事性别研究的学者已构成这一学科中一个庞大的群体，同时诸多与女性主义或性别研究相关的学术刊物在社会学界的名声也越来越大。因此至少从社会学建制的角度看，女性主义在这一学科中称之为“流派”并不为过。另外，即使从智识的角度看，女性主义在社会学领域的工作虽然批判多于建树，但毕竟没有停留在已有的框架内做一点小修补。除了开辟出一些独特的新领域和新主题之外，重要的是他们始终尝试着从新视点出发去造就一个全新的社会学理论框架和方法论模式，尽管这种尝试离传统意义上的成功相距甚远。因此即使库恩意义上的所谓“范式革命”对于女性主义来说还只是个梦想，但这也并不能成为否认社会学中女性主义流派存在的理由。相反，探讨其存在的意义和问题对于社会学本身的发展来说已是不可回避的工作。 女性主义介入前的社会学 在1970年代女性主义作为一种学术思潮介入各学科之前，社会学领域有两个值得一提的现象为女性研究者提供了机遇：第一就是长期以来社会学内部形成的对女性或性别问题的普遍忽视；第二就是社会学包罗万象的统一理论的式微和反实证主义潮流的兴起。这就使得女性主义研究在从政治运动中获得实践资源的同时，也从学科本身获得了学术资源和理论养分，从而为社会学中女性主义流派的产生和成长酝酿了合适的土壤。 女性主义之前社会学中的女性位置 女性主义之前的社会学中，女性作为研究对象被大大地忽略了。她们一般仅仅出现在象家庭、生育、性等较为狭窄的研究领域之内，正如在实际生活中女人的空间仅仅局限于这些所谓个人、身体和家庭等私密领域一样。因此关于女性的研究在社会学中处于边缘的和不为人重视的位置。女性在社会学中的这种位置是与她们当时在社会中的边缘位置极其一致的，这体现了社会学的创立者们有关这一学科的最初梦想：即社会学就是以自然科学的技巧和模式去如实描绘社会秩序和人类行为。他们相信在社会世界中，如同在自然界一样存在着一种合理的自然秩序，而关于女性和家庭的位置就是构成这一合理秩序的一个部分。 在社会学中占据重要地位的功能主义那里，社会是个有机整体，而家庭一向被视为社会的一个功能单位。由于女人与男人之间的天然差异，女人的功能只能是在家庭里承担作为妻子和母亲的角色。女人服务于家庭中的男人，而男人在家庭和其它社会组织之间建立起联系。通过男人和女人的不同角色分工和功能分化，实现了使社会有机体趋于稳定和平衡以及社会演进趋于更加合理化。因此是女性的天生自然状态造就了劳动力的分工和男性权威的体制，使女人在父权制的家庭和社会结构中处在男人的控制之下。也就是说，父权制在功能主义那里被视为是社会体制的一种自然演化形式(Ollenburger Moore, 1998)。 在当代结构功能主义的理论框架中，社会的稳定和协调是至关重要的，正是社会结构与功能之间的不平衡导致社会的变迁。因而那些推进社会稳定的结构因素被视为是具有积极效用的因素，而那些推进社会迅速变革的因素被视为是反常因素。关于女性角色的最著名的功能主义解说是由帕森斯做出的（Parsons Bales, 1955）。他将核心家庭视为工业社会不可避免的家庭形式，认为由于家庭的孤立、流动以及工业化社会连锁的劳动力市场的需要，必然产生男女功能的分化。其中男性在家庭中扮演积极主动的工具性角色，而女性在家庭中扮演表意性的情感角色。男女之间的这种角色分工不仅在家庭中存在，而且延伸到社会公共领域，从而保证了家庭与整个社会的正常功能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