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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代化浪潮下缠足和放足 　　摘 要：本文通过对中国近代史上三次较为大型的放足运动的历时性追溯，再现三次放足运动的过程，并通过对三次运动不同主体——即政府、传教士、知识分子的表述，展示出这些主体关于放足运动所做的努力或是作出的反应。并试图关注“大历史”背景之下的女性主体。 缠足，作为一种习俗，在中国大约延续了一千年之久，并且在中国历史上起过重要的作用。为了便于论述，本人仅聚焦近代的缠足，自定义了三次放足运动，其时间段和范围都较为宽泛，抑或有失偏颇。第一次是清初政府颁布法令禁止缠足，此次收效甚微。第二次是鸦片战争后，国门打开，西方传教士介入，用宗教的教义对缠足做出了一番全新的阐释，可谓掀起令人惊喜的波澜。第三次是改良维新的知识分子觉醒并逐步成为放足运动的主流，直至缠足这一根深蒂固的陋习消失。本人试图根据三次放足运动中的不同主体，即国家政权、外国传教士、知识分子进行叙述。通过对这些主体关于放足所做的努力或是对放足做出的反应，再现近代史上三次放足运动行进过程。并试图通过三次放足运动结果的对比，找出第三次放足运动较为成功的原因——国族主义语境下的一次胜利。最后，回到缠足的主体——女性自身。通过对于女性身体感受的关注，进而聚焦于在宏观的、以父权夫权为主导的叙事语境之下，那些被“大历史”所遗忘的女性主体。 1 清朝初年：禁止缠足作为争夺政治合法话语权的手段 返观清朝，第一次放足运动可谓在跌跌撞撞中得以成型，最终不可避免地走向失败。早在皇太极时期，就有了禁止缠足的律令：“凡汉人官民男女穿戴，俱照满洲式样。男人不许穿大领大袖、戴绒帽，务要束腰；女人不许梳头、缠脚。该管牛录章京稽查，若有违者，本身及该管牛录、拨什库俱有罪。” “崇德三年七月……谕礼部：有效他国衣冠束发裹足者，重治其罪。”。从这两处叙述中我们可以窥见，前朝汉人的衣冠束发裹足之种种，皆为清朝统治者所禁止。并且在这个语境下，裹足被视作与衣冠穿戴同等类型的礼仪。正如高彦颐所指出的，“缠足标志的是国家之间的界限”。清人入关前缠足演变成了上层精英汉族女子的一种行为规范，并且作为一种礼仪，被纳入了汉人的礼仪体系内。这一套系统还包括如何得体地穿衣，梳发，是汉文化中文明的体现。与此相对的，在蛮夷之地（汉人认为的）的人，若有赤足行走者，在汉族的话语系统里，均会被认为是野蛮的，不文明的。因此，汉族企图驯化“蛮夷之族”的方式之一，便是教会他们汉人的穿戴礼仪，他们的妇女若是缠足，才会被认为是文明的象征。由此可见政治话语占据主导的群体对于文化规范所施加的影响力，亦即政治领域的统治权向文化领域进行的渗透。 在清王朝正式入关之后，又颁布了许多有关缠足的禁令。“顺治元年孝庄皇后谕：有以缠足女子入宫者斩。二年诏：以后人民所生女子禁缠足。顺治十七年，特下制书，普下海隅，痛改积习，有抗旨缠足者，其父若夫杖八十流三千里。康熙元年，又禁缠足，远者罪及父母家长。时某大员上疏，有奏臣妻先放大脚一语。然究以习俗相沿，未易骤变，康熙四年竟收回成命。道光十八年，虽重申缠足诫令，亦是言者谆谆，听者藐藐。”这些史料说明清王朝关于缠足的禁令是贯穿始终的。这次较为持久的戒除缠足运动中，满族统治者谋求政治合法性的意图占据了主导地位。缠足既然是象征汉人身份的一个标志，巩固满族统治就得用具有满族身份标志的装束取而代之。禁止缠足其目的都在于强化满族作为一个民族的身份认同感，争取保证一个异民族统治的政权的合法性，将其塑造为一种重要的统治工具。 这场自上而下的、异族统治者为了争取其政治合法性而发起的放足运动，其政治仪式感远远超出了本身实质，由于积习已久，此次运动实则收效颇微，并没有得到民间女性的响应。反倒是宫中的满族女性，虽不缠足，却穿着花盆鞋用以模仿缠足的效果。由此观之，在1840年以前的清朝，缠足一方面被统治者视为一种“他国”的习俗，一种潜在的对政权合法性的威胁，而另一方面，缠足是女性对于自身身体的一种表达，此举虽痛苦却为女性带来愉悦感。她们把缠足作为一项装扮自身的手段，和涂脂抹粉抑或是绫罗红袄并无二致，甚至成为流行于当时上层女性之间的一种时尚。这也许可以解释为何第一次放足运动的失败。鸦片战争前的放足运动虽然以失败告终，然而，历史的脚步不曾停歇。鸦片战争爆发，国门打开，我们迎来了中国未有之变局。西方作为他者的闯入，给中国带来了诸多变化。缠足作为一项中国本土的风俗，也多受波及。 2 鸦片战争之后：西方传教士对缠足全新的阐释 鸦片战争之后，许多西方传教士来华，在一些通商口岸安营扎寨。国人的缠足陋习暴露在西方传教士惊诧的目光下，当伦敦传教会（London Mission Society）的牧师约翰·迈克高望和他的妻子在1860年来到厦门的时候，“他与他的妻子几乎马上就亲身感受到缠足的可怕”。认为 “是不人道，有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