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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世纪中叶意大利歌剧蜕变 　　摘要：18世纪中叶，启蒙运动催生出新的美学戏剧观，意大利正歌剧因其诸多的弊病遭到了来自各界的猛烈抨击。文学界和理论界纷纷撰文表述了新的戏剧理想，表演实践和创作领域也在悄然地发生着变革，18世纪下半叶意大利歌剧领域在美学观念、表演风格和创作实践等方面发生的一系列革新。 关键词：18世纪；意大利歌剧；美学观；蜕变 中图分类号：J609.3文献标识码：ADOI：10.3969/j.issn1003-7721.2013.02.005 [CDF10〗 作者简介：杨晓琴（1974～），女，文学博士，四川音乐学院音乐学系副教授（成都 610021）。 收稿日期 1597年，第一部歌剧《达芙妮》还在小心翼翼地跟随语言的重音，模仿说话的语调。1607年，蒙特威尔第（Claudio Monteverdi，1567-1643）的《奥菲欧》便开始探索说白式的宣叙调与流畅抒情的咏叹调之间的完美结合，并充分发挥音乐的手段，赋予歌剧以戏剧的力量。“17世纪中叶意大利歌剧已经具备此后200年无重大变化的主要轮廓” [1]，安东尼奥·切斯蒂（Antonio Cesti ，1623 -1669）的《奥隆泰阿》（Orontea，约1649）已经将咏叹调发展得极其复杂，庞大的乐队编制、精巧的舞台设置与数目众多的合唱已经远远胜过以往歌剧的所有尝试。18世纪，蒙特威尔第的音乐戏剧到了A.斯卡拉蒂（A·Scarlatti，1660—1725）和佩尔戈莱西（Givanni Battista Pergolesi，1710-1736）等那不勒斯乐派作曲家的手中俨然成了旋律的盛宴，ABA的返始结构给了歌者展示嗓音和技巧的机会，阉人歌手那华丽灵巧的嗓音使得人声旋律极端的器乐化。为追求听觉愉悦，歌者不放过任何一个装饰音。涌进剧院的观众也只求在观看演出时获得最粗浅的感官愉悦，对诗歌的好坏、戏剧的优劣漠不关心，他们在剧院赌博、交际和调情，只有咏叹调出现时才会将注意力转向舞台。合唱、舞蹈、布景以及台本等纷纷退居二线，歌剧由一系列被宣叙调分隔的咏叹调组成。不断重复的音乐严重损害了诗歌的意义，戏剧的真实性遭到了彻底的漠视。卡梅拉塔的文人们早期的梦想以及高贵简朴的理想破灭，花哨的装饰、低劣的台本和平庸的作曲家严重损害和降低了它们的尊严。 18世纪中叶，由百科全书派掀起的启蒙运动高擎“理性”的旗帜对传统的信仰和权威给予了猛烈的抨击。在启蒙哲学家们所倡导的简洁、真实和自然的美学观念的影响下，意大利的人文主义者对老态龙钟的正歌剧发起了尖锐的攻击。马尔切洛（Benedetto Marcello，1686-1739）于1720年发表的《时兴的戏剧》（Il teatro alla moda，又名《创作和演出意大利歌剧万无一失的方法》）是最早全面攻击意大利歌剧的著作之一，作者毫不留情地揭露了意大利歌剧的弊病，连最小的细节也不放过；30年后，歌剧批评变得愈发尖锐，最为著名和最具建设性的批评莫过于弗朗西斯科·阿尔加洛蒂（Francesco Algarotti，1712-1764）撰写的《有关歌剧的论文》（Treatise on the opera，1755）使其直接卷入了改革的热潮。普拉耐里（Antonio Planelli ，1747-1803））和弗朗西斯科·米利吉亚（Francesco milizia，1725-1798）纷纷指责意大利歌剧的浅薄和无聊，嘲笑意大利人盲目和愚蠢的骄傲，追求一种更为真实、简洁和令人喜爱的风格。 在这个处处洋溢着理性气息的时代，音乐被赋予与诗歌和绘画等艺术相同的职能——“模仿自然”。在确定音乐和诗歌的关系时，音乐因缺乏诗歌所具有的明确意义而失去了独立性，沦为诗歌之下的第二等级，旋律能否准确表达歌词的含义成为启蒙学者们衡量歌剧优劣的重要标准。这一美学观念受到歌剧界的先锋作曲家和表演艺术家们的积极推崇，他们纷纷在创作和表演实践中做出回应，可以说“启蒙运动对18世纪文化领域的影响，没有哪个方面比对歌剧影响更为深远，成果更为丰富”[2]。在这个思想家和理论家济济一堂的时代，他们以先验的纯粹推理确立了音乐戏剧的理论，只待音乐家们予以实施。 一、戏剧美学观 （一）音乐与诗歌 音乐与诗歌孰轻孰重似乎一直是歌剧史上争论不休的问题，18世纪这个关系再次遭到诘问。在“模仿自然”被视为所有艺术都必须遵守的原则下，音乐因缺乏明确的意义其独立性遭到了拒绝，它的任务被限定在为文字语言的表达提供一个更合适的装饰，“只有当它被用作诗歌的仆人时，它才被当作艺术形式而得到吝啬的承认”[3]。哈里斯——沃里克（（HarrisWarrick））在1774年出版的《音乐、绘画和诗歌的讨论》中认为音乐可以模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