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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乡力量:同乡聚集对农民工工资收入影响 　　摘要：中国的城乡流动中存在同一籍贯或同一来源地的农村流动人口的就业聚集现象——“同乡聚集”。本研究使用2010年珠三角和长三角外来务工者调查的数据，采用倾向分数匹配和异质性干预模型等方法，考察了以籍贯为族群基础的同乡聚集对城市农民工经济收入的影响。研究发现，尽管同乡聚集者的收入优势受到异质性和自我选择机制的影响，但同乡聚集仍有助于提高农民工的工资收入。越倾向于同乡聚集的农民工，从同乡聚集中获得的收入回报越高。 关键词：城乡流动 农民工 同乡聚集 倾向分数匹配 异质性干预模型 一、研究问题的提出 2010年，富士康工厂中17个年轻生命的坠落将这家世界最大代工工厂的企业管理模式推上了舆论的前台。在诸多管理策略中，刻意将同乡员工拆分到不同的车间和不同的宿舍以避免同乡串联成为该企业非人性化管理的证据之一，这反映了企业对农民工同乡关系的限制。而李静君（Lee，1998）在20世纪90年代对深圳工厂中生产政体的研究反映的是企业对农民工同乡关系的利用——资本家依靠同乡网络招募工人，制造不同籍贯工人之间的等级性以分化工人。李静君将这种生产政体称作“地方主义专制”（Localism）。在某种意义上，无论是对工人同乡网络的限制，还是“地方主义专制”生产政体，都反映出同乡交往在农民工城市社会交往中的普遍性——同一原籍的农民工更易于聚集、团结、串联和相互认同。 同一原籍或来自同一地的迁移人口在就业和社会交往上聚集的现象由来已久。历史上，中国境内的移民就是通过籍贯认同组织起来的（Cole，1996；Honig，1992，1996；Perry，1993）。来自不同地方的迁移者往往聚集于不同的行业，他们的籍贯有时还成为职业声誉的标志，如山西钱庄老板、宁波商人等。在1850-1940年间，国内大批流民涌入上海，这些人在上海劳动力市场上的分工以籍贯划分，如在纺织工厂里从事技术性工作的工人主要来自苏南，黄包车车夫和码头上的苦力主要来自苏北，扬州人通常从事理发行业或成为澡堂工人，广东人多聚集在造船行业中（Honig，1992）。 新中国成立以后，由于取缔了同乡会，并通过行政手段限制了人口流动，以籍贯为基础的族群差异在经济领域中的影响曾一度淡化（Honig，1992）。但自20世纪80年代末起，随着城乡流动的增加，以同乡或籍贯为基础的族群性对流动人口就业的影响再度显现。现在的农民外出务工经商一般也是通过同乡网络组织起来的。首先，这种行为通常不是个体性的，而是借助家庭、亲属和流出地社区的乡土网络获得迁移的信息和资源；其次，外出农民进入城市后多是以同乡关系为基础建立和拓展社会网络，并以此求职和适应城市生活。我们将城乡流动中农村迁移者建立在籍贯或同乡认同之上的频繁互动、在空间上相聚而居以及相聚就业的现象称为“同乡聚集”（localistic enclave）。在经济和就业领域，同乡聚集一方面体现在农民工倾向于为同乡老板（或工头）打工或是在同乡较多的企业中工作，另一方面还体现在外出务工经商的农民在流入地聚集而居，从事同一类职业，并形成同乡社区，如北京的“浙江村”（王春光，1995；王汉生等，1997）、“新疆村”（王汉生、杨圣敏，2008；杨圣敏、王汉生，2008）、“河南村”（唐灿、冯小双，2000）和“安徽村”（Ma and Xiang，1998），深圳的“平江村”（刘林平，2002）等。 虽然在城乡人口流动中已具有普遍性，但同乡聚集对农民工劳动力市场的影响却没有被专门评估，比如为同乡老板打工，或是在同乡较多的企业中工作，农民工这种在就业上的同乡聚集是否有助于他们获取更高的收入？以往的研究证实了社会关系会给农民工带来一定的经济回报（张春泥、刘林平，2008），却没有对同乡身份或籍贯认同在劳动力市场中的作用进行过专门探讨。现有对流动人口同乡社区的研究仅限于个案描述，结论多是肯定同乡社区在为流动人口提供经济机会及生存资源上的积极影响，虽然也提及了同乡社区内部的恶性竞争和矛盾（王春光，1995；刘林平，2002），但由于在研究设计上缺乏对进入和未进入同乡聚集的农民工的比较，这些研究的结论很难作为对同乡聚集作用的可靠评价。 基于此，本文将先回顾族群聚集命题在移民同化理论中的来源、争议和局限性，并指出如何在中国的情景下验证族群命题。在此基础上建立一个分析框架，提出研究假设用以检验农民工同乡聚集的经济回报。其后，使用2010年珠三角和长三角外来务工者的调查数据，采用倾向分数匹配和异质性干预模型等方法，检验农民工的同乡聚集对其经济收入的影响。 二、族群聚集命题的理论争论及农民工的同乡聚集 同化（assimilation）是迁移研究的重要议题，是指迁移者在历时多久和在多大程度上能够在经济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