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域外立法中新闻记者特免权 　　特免权是指特定知悉案件事实（主要是指犯罪事实）的人的拒绝作证的权利，类似于我国古代的亲亲相隐制度。很多国家的证据法或者诉讼法中都规定了特免权制度。大体上，不仅近亲属之间有拒绝作证的权利，一些因特定职业知悉案件事实的人也享有此权利，比如律师、牧师、医生、新闻记者等。我国现行的法律制度中，只有新修订的刑事诉讼法对特免权制度略有规定，体现在该法的第一百八十八条：“经人民法院通知，证人没有正当理由不出庭作证的，人民法院可以强制其到庭，但是被告人的配偶、父母、子女除外。”而基于职业的特免权在我国的三大诉讼法中都没有体现。 保护消息来源是记者的天职。因为这涉及到新闻记者的职业操守，同时也是其行使采访权的保障。但就法律是否应当赋予新闻记者拒绝作证的特免权，以及允许新闻记者行使此权利的程度，各国的立法与司法的态度不一。本文中，笔者试图介绍其他国家新闻记者特免权的法律制度，为我国的相关立法改进提供参考。 对新闻记者特免权的态度 世界上的所有国家并不都在立法上承认新闻记者的特免权，其具体的立法态度分为如下几类： 第一，完全承认。以立法的形式完全承认新闻记者特免权的代表国家是德国。德国刑事诉讼法第五十三条规定：“因职业原因参与或者曾参与期刊或者广播的筹备、制作或发行人员，对于刊物或者无线电广播文稿与资料的作者、投稿人或者提供消息人的个人情况以及这些人员的工作内情，以及这些情况涉及到编辑部分的文稿、资料或者报道，得拒绝证言。”由此可见，德国法规定的新闻记者特免权的主体包括出版业者、大众传播媒体的负责人、编辑、技术及经销方面的人员。权利的客体包括新闻工作者因为职业而接触到的信息和信息来源。另外，德国记者主张拒绝证言的权利与被追诉的犯罪轻重无关。 第二，态度暧昧。一些国家虽然没有在法律上明确规定新闻记者的特免权，但是在具体的法律实践中，特免权并没有被完全否定，比如美国和日本。 美国的情况表现为部分州承认、司法个案审查。美国的统一证据规则和联邦证据法都没有明确规定新闻记者的特免权，但是一些州以制定法的形式规定新闻记者对新闻消息来源的拒证权。至于行使权利的主体和条件，各州的法律规定并不统一。另外，美国的联邦证据法虽然没有规定新闻记者的特免权，但是该法第五百零一条授权联邦法院可以以“理性和经验”就新闻记者（当然并不仅仅限于新闻记者）是否享有特免权进行个案判断。所以，联邦系统的法院也有承认新闻记者特免权的案例。 日本的刑事诉讼法第一百四十九条对享有特免权的职业进行完全列举，而新闻记者不在其列。而其民事诉讼法第二百八十一条则是进行不完全列举，所以虽然新闻记者仍然不在其列，但是一些司法判例和学理解释认为新闻记者可以在民事诉讼中为自己的消息来源保密。在刑事诉讼中，虽然也有司法个案支持新闻记者的特免权，但是学理上争议较大。 第三，明确否定。明确否定新闻记者特免权的国家以英国为典型。在英国，不仅新闻记者，任何职业人士都不得在法庭上拒绝回答法官的提问。如果拒绝，就可能面临藐视法庭罪的指控。实践中也发生过新闻记者因拒绝透露消息来源而被判刑的案例。 特免权行使权利的条件 承认新闻记者特免权的国家和地区对于行使权利的限制性规定并不相同。有采取“绝对特权”的立法主张的，有采取“相对特权”的立法主张的。对于“相对特权”主张者，法律上还需要确定一个行使权利的具体条件或者标准。 第一，绝对特权与相对特权。主张绝对特权的国家在立法上对于新闻记者行使特免权不规定具体的条件。法律不授权法官对于新闻记者主张特免权的合理性进行判断。只要是新闻记者因业务知悉的消息来源，并且其主张特免权，司法就应当尊重其权利。从上述立法介绍来看，主张绝对特权法律立场的国家是德国。经过了纳粹政权钳制新闻自由的历史，德国政府对于新闻自由权利倍加珍视，并不遗余力地通过立法司法来保障这项公民权利。 主张相对特权的代表国家是美国。美国虽然在宪法第一修正案中言明保障新闻自由，但就其发展历史来看，一战和二战期间，其以国家战事为由出台法律限制新闻自由。二战后，又以意识形态为由限制。直至上世纪六十年代后期，其保障新闻自由的政策取向开始逐渐明朗和积极。另外，美国的法律传统赋予普通法院系统审理宪法诉讼和进行司法审查的权力。所以法院对于新闻自由权利的行使限度具有最终的裁决权。这些背景就注定了在美国，即便是承认特免权的州，也是由法院对于新闻记者主张特免权的正当性进行个案审查。 第二，审查标准。法院对新闻记者特免权的主张进行审查，一定要有一个判断标准。美国法院对于新闻记者特免权的审查标准，最早始于联邦最高法院审理的布尔兹伯格诉梅格案。1971年，路易斯威尔新闻快报记者布尔兹伯格撰文详细描述了肯塔基州富兰克林郡法兰克福市的违禁药物使用情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