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不单单是记录 而且是要纠正错误记忆.docVIP

历史不单单是记录 而且是要纠正错误记忆 　　我们生活在一个纪念的时代。博物馆、美术碑、纪念馆，甚至每一个纪念日，都在提醒我们不要忘记失去的东西。然而，我们的纪念恰恰证明了我们在失去，而且这种纪念正是我们逐渐丧失的原因我们甚至开始纪念新的东西，在纪念日当天的纪念，第二天就草草失去。 纪念成为了一个定期唤起怀旧情感的风景物，与我们真实的历史体验无关。大众并不想了解历史，从我们日常生活中愈加荒诞的宫廷剧和历史剧就可以看出来，我们喜欢改变历史的面目，使之更加适合现代人的口味与生活，至于真实的历史是什么样子，大众并不在乎。更可怕的是，这种对历史的无知，很多时候源自官方与统治者的默许。 在这种纪念与遗忘的对抗斗争中，我们需要一种历史学家的立场。朱特的《重估价值：反思被遗忘的20世纪》代表了一种历史学家对历史的真实态度：历史学家所做的不只是记住历史，而且要负责纠正错误的记忆。 大众并不想了解历史，从我们日常生活中愈加荒诞的宫廷剧和历史剧就可以看出来，我们喜欢改变历史的面目，使之更加适合现代人的口味与生活。 朱特属于精英式的历史学家，家族是东欧犹太人，朱特1948年生于英国伦敦，就读剑桥国王学院，留学于法国高师，年轻时还在以色列的基布兹农场参加过集体劳动。他感受过革命的消散与伪革命的激情，也领略到革命虚无之后对各种主义的失望，当然，还有知识分子这个独特群体的陨落和狭隘的精英意识。朱特后来在回忆录性质的《记忆小屋》中，提到其国王学院的学生生涯：“那个年代给了我们自由主义、兼收并蓄、漠视外界意见、唯我特立独行的精神以及进步的政治信仰，这些虽非不能调和的矛盾，但唯有一个不畏惧贯彻精英主义的机构才能将它们调和。” 20世纪70年代，朱特开始去美国大学任教，此后定居纽约，成为一名职业的历史学家。历史与记忆的杂糅，在他的生命中沉淀下来，成为了一种独特的生命叙事：“作为一个在默默自省中回忆过往细节的、研究战后世界的历史学家，我的叙事优势在于擅长串联、修饰那些相互脱节的记忆。”2008年，朱特身患肌萎缩性侧索硬化症（ALS），这是一种让身体四肢逐渐瘫痪麻痹、逐渐失语的病症，他唯一能够保持的只有思想的清明。在他陷入无从表达的恐慌之前，他依靠回忆和口述完成了一个历史学家最后的使命：一本关于政治的小书《沉疴遍地》，一本关于20世纪各种话题的访谈录《思虑20世纪》，一份公开的讲义以及关于生活回忆的小品文集《记忆小屋》。 如果说以上提及的著作代表了一个历史学家对记忆归属的最终认定，那么《重估价值》则代表了一个历史学家如何纠正“错误的记忆”。本书中收录的文章大多数发表在《纽约书评》等公众媒体上，代表了一个历史学家对现实的深切关怀以及介入世界的决心。朱特的书评和政论文章大多有一个现实的诱因，而且几乎每一篇都引起了不小的争议，在集结成书时，他在每篇文字的背后都记录下了当时的争议。这种从公共领域中引起的漩涡似乎正是他写这些文章的初衷，甚至可以看作他的一种写作策略。他选择的议题，无论那些已经逐渐被遗忘的知识分子，还是关于美国外交政策；无论一个国家，还是一种记忆，都深深镌刻上了一个历史学家对历史抱持着的认真态度。在这个日益被人遗忘的世界里生活，重新唤起我们内心深处的记忆，对历史的热情，对些现实的关注，对一种更好生活的向往，这就是朱特写作的目的所在吧。 我们很难用一种观点来概括这些文章的论点，只能说，朱特的写作提供了一种衡量解读历史的方法以及我们如何对待过往历史的态度。这是一种充满了个人魅力与思想的写作，是一种介于历史与现实之间张力的写作。他对阿瑟·凯斯特勒、阿尔贝·加缪、汉娜·阿伦特、爱德华·萨义德等人的赞誉，代表了一种对日趋凋零的知识分子群体的惋惜与怀旧，但是他随后对美国的外交政策与国际政治的关注恰恰又证明了这种知识分子责任感的存在。 在朱特看来，20世纪崛起了一类新知识分子：从俄国革命的意识形态中抽身而退，从纳粹德国的大屠杀中幸存和流亡而来，绝大多数来自东欧和中欧的犹太社群，警惕各种主义、任何形式的暴力与革命。他们是无根的一代，但却在流亡中坚守了自己的悲观和怀疑主义的使命。朱特属于这个独特的群体中的一员。2010年去世后，他进入了这些他曾经仰慕者的行列，他的历史研究，甚至他生前留下的零碎记忆都成为了我们思考这个世界的参照。借用他曾经评价爱德华·萨义德的文章中的话，托尼·朱特的去世“使美国的公共生活出现了一个巨大的空白，他是一个无人可以取代的人”。 阅读推荐 范泓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3年4月 69.00 元 《雷震传》 在战后台湾民主宪政运动发展中，雷震是一位承前启后的关键人物。他赴台后与胡适等创办并主持《自由中国》半月刊，挑战威权体制，终招致政治构陷，成为阶下囚。作者范泓曾于2004年出版过雷震的传记，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