罪与刑唐律的加刑探讨.PDFVIP

第一章 罪與刑：《唐律》的加刑探討＊ 第一節 問題所在 現行刑法，立法技術採抽象概括原則，僅規定最低刑度與最 高刑度，因而審判者量刑時，有較為寬廣的操作空間。唐律對於 犯罪之處罰，則採客觀具體主義，依其主體、客體、方法、犯 意、處所等情況，各立罪名，各異其刑。1是以唐律中大部分的罪 名，必須依所犯之數量，如日數、人數、贓數、宿數、頭數、斤 數、里數、次數、事數等，計算其處罰之刑度。 古代中國的思想家認為，唯有使法律明確、簡單，百姓才能 知法，而國家官吏才能有效的執法。所以，商鞅說：「故夫知者 而後能知之，不可以為法，民不盡知……故聖人為法，必使之明 白易知，名正，愚知偏能知之；為置法官，置主法之吏，以為天 下師，令萬民無陷於危險。」2管子則認為，法律明確與刑罰可 信，則「明王在上，法道行於國，民皆舍所好而行所惡。故善用 民者，軒冕不下儗，而斧鉞不上因。如是，則賢者勸而暴人 止」。3商鞅與管子都認為，明確、公開的法律，對於國家秩序來 ＊ 本文原題〈唐律的加刑基準數及其相關刑度計算〉，發表於2004 年5月 22 、23日，由國立台灣大學東亞文明研究中心舉辦之「東亞教育與法制 研究的新視野」研討會，會中承蒙黃清連教授指正疏失，特此致謝。本 文後收入高明士編，《東亞傳統教育與法制研究 ：唐律諸問題》（東 亞文明研究叢書 35 ）（台北，國立台灣大學出版中心，2005 ），頁67- 108 ，現修訂增補後，改題今名收入本書。 1 戴炎輝，《唐律通論》（台北，正中書局，1977 ，台版），頁4 25 。 2 見高亨，《商君書注譯》（北京，中華書局， 1974 ），〈定分第二十 六〉，頁192 。 3 李勉註譯，《管子今註今譯》（台北，台灣商務印書館，1990 ），〈法 8 唐宋律令法制考釋 說至為重要，如果法令明白易知，百姓了解可信的刑罰制度，則 有利於統治。到了漢代，一致的刑罰與罪刑相當理念成為法典明 確化的依據。所以漢文帝說：「法正則民慤（謹），罪當則民 從。」4班固則引用荀子的觀點，提出「刑不當罪，不祥莫大焉」 的說法。5可以說，法律明確簡易，以及罪刑相當，是古代中國制 定法令的重要原則。 然而，因應更為複雜的社會情勢，後世的律典越來越細緻， 罪名也越來越多。如何實踐「法正則民慤（謹），罪當則民從」 理念，如何使罪與刑相當，如何使法令明確簡易，對古代的立法 者來說，是一項重大的挑戰。《唐律》的五刑，包括加役流，共 有五種刑等，二十一個刑次。由某刑次加至下一刑次的數量，一 般稱之為「加刑基準數」。由於所犯輕重程度不同，因此唐律各 條的加刑基準數也大不相同，相關的規定，或直接見於各條律文 中，或在律疏中有所說明。因此唐律各條的刑度計算，必須每條 個別考慮，很難歸納出全律通行的法則。由於以下幾個因素，研 究者在計算各罪名的刑度時，常有困擾產生。一是唐律並非每條 均清楚說明加刑基準數，或者即有說明，亦語焉不詳，導致研究 者常有誤解；二是唐律的客觀具體主義，使其罪名繁多，也使其 刑度計算相當繁複；三是唐律經常以某罪名之處罰作為他罪名之 準據，稱之為「以……論」、「準……論」，6且又常以某罪比附 他罪科刑，各依情況加減其等數，或一加而再加，或一減而再 法第十六〉，頁293 。 4 （漢）班固撰，（唐）顏師古注，《漢書》（點校本，台北，鼎文書 局， 1983）卷23 〈刑法志〉，頁1105 。 5 《漢書》卷23 〈刑法志〉，頁1111 。 6 此即《唐律．名例律》「稱反坐罪之等」（總53 ）條的規定。見（唐） 長孫無忌等編，劉俊文點校，《唐律疏議》（北京，中華書局， 1983），頁137-138 。 第一章 罪與刑：《唐律》的加刑探討 9 減，或先加而後減、先減而後加，加刑基準數的落點刑次也會隨 之變化，使得刑度的計算更趨於複雜化。 加刑基準數的落點刑次，是審判者量刑的重要依據，會影響 到刑的輕重。有關唐律的刑之加減，戴炎輝氏在《唐律通論》中 已經列有專節說明，7本章無法將《唐律疏議》各條的刑度全部列 表計算一遍，僅舉相關律文，集中討論加刑基準數之運用及刑度 計算方式，提供學界參考。 第二節 加刑基準數的運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