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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外学者中国城市经济史探究大众文化取向 　　摘要：研究中国城市经济史，百货公司是一个重要内容。美国学者陈锦江（Wellington K.K.Chan）的上海近代百货公司研究在海外相关领域中起步最早且富有见地。本文就其在该领域的研究做历史性的学术考察，旨在透过对美国学者变动中的研究旨趣、研究方法、研究趋势的分析，帮助我们更好地把握海外学者中国史研究的大致脉络和大众文化的研究取向。 关键词：陈锦江；上海近代百货公司；学术考察；大众文化取向 中图分类号：F29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6-723X（2013）04-0088-05 研究中国城市史，百货公司是一个重要内容，上海在近代中国及东亚世界崛起的历史发展演变中备受关注，近代百货公司的发展史更是这一重要内容之核心所在。对上海近代百货公司的研究，引起大陆、台湾及美国、日本等西方学者的极大兴趣。在大陆继《上海近代百货商业史》出版之后，2010年出版了大部头的研究成果《近代中国百货业先驱.上海四大公司档案汇编》。①台北“中研院”近代史研究所研究员连玲玲是这方面研究的专家学者，她的研究受到美国学者彭慕兰对于明清奢侈消费和大众消费的研究启示，日常生活的关照和女性主义的视角形成她的研究特色。②因为有着欧美留学或进修的学术背景，台湾学者在上海城市史研究的选题、方法方面，与欧美学术界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此呼彼应，声气相通”，学术走向大体与欧美形成一致。日本学者的上海百货公司研究开始于1990年代，以岛一郎的研究为代表，日本学者从商业企业视角，探寻西洋百货商业制度如何传播、融入并实现上海“本土化”的变动的视角，对日本战败后上海百货公司发生了怎样的变化的再现和研究具有创见。比较而言，美国的上海百货公司研究起步较早，以1982年陈锦江（Wellington K.K.Chan）学者在《商业史评论》（Business History Review）上发表的《中国传统商号的组织结构与现代改革》③为代表，开始海外学者上海近代百货公司研究之风气。然而就在百货公司研究兴起的仅仅二三十年里，其发展受到学术思潮的影响而有多次转化。本文拟对陈锦江的百货公司研究做一探讨，旨在透过对美国学者变动中的研究旨趣、研究方法、研究趋势的分析，帮助我们更好地把握国外学者中国近代经济史研究的大致脉络和新的取向。 一、作为官僚企业经济史的上海 近代百货公司研究 陈锦江是美国哈佛大学博士，西方学院 （Occidental College） 人文学与历史学教授，他对中国近代百货企业史的研究开始于1980年代，是在他的官商研究基础上的发展，代表作品为《中国传统商号的组织结构与现代改革》。这一研究的缘起，在于他对上海百货公司研究的强烈的问题意识。他所考虑的是，在中国历史上起到决定性作用的商业组织，在16世纪早期到20世纪早期的400多年间，有没有产生重大的创新性的突破？[1]（P218～219）他透过对中国传统商号与现代变革的研究，认为在传统官商关系之外，至少在1900年（1900年1月，香港先施公司正式开业）左右，中国企业已经存在不论在组织结构还在管理策略方面，完全具有创新性的新型企业制度；同时，传统商号依然以其传统的组织布局方式在不断发展，官僚主导的企业中也有相当大的活力，官商共生的关系导致当时商业的繁荣，这样的情况下，亲属裙带和同乡祖籍关系不一定完全阻碍经济发展。尔后的中国现代企业发展，是超越了传统“官商关系”的，具有其“创新性精神”。当时中国的企业家马应彪——一位曾在澳洲经商的广东人，是创造性地将西方模式用于企业管理的第一人。在香港建立了现代意义上的第一家百货公司，又将它扩展到广州和上海。马应彪颠覆传统的“传奇”经历和他大刀阔斧的管理变革经验值得研究。 他的研究开始于对中国传统商号的研究。对北京瑞蚨祥商号的研究是他比较早开始研究的对象，[2]（P1～38）着重探讨它的组织和管理以及官商关系。[3]（P222～226）这一商号的代表人孟洛川以其独特的利益分红模式和引入新商品线的方法，导致1890—1920年间的可观发展，但是，由于其组织结构仍处在传统模式之下，私人化管理、商号主子的绝对权威以及行政控制，最终还是导致了商号的一蹶不振。传统商号中的官商关系诉求也并非完全主动，瑞蚨祥与官员建立良好关系，仅仅是因为避免受到官方压榨而迫不得已。孟洛川支持袁世凯和跟随袁的军阀们，子嗣则通过与徐世昌、曹锟这样的军阀势力联姻，以求协调、融洽官商关系。但这样的在传统商号看来是发展“法宝”的东西，在时局不断的动荡中，又戏剧般地化为泡影，孟洛川没有与国民党组织建立任何联系，也导致他在1920年代中期以后无可避免地走向衰落。[3]（P225～226）同时他也十分注意对于新式商号的研究。认为相比于政府官员官僚化的陈陈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