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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禁和明末海外贸易与国内市场状况探究 　　【摘 要】 本文通过分析明帝国的国内市场、海外贸易成本和商业资本流向，得出了结论。认为16世纪末，明帝国政府逐渐放宽了海禁政策，一部分商人开始投身于合法的海外贸易并赚取了可观的利润。因此，就有人认为中国在这一时期出现了所谓的资本主义萌芽；如果明帝国的海禁政策能够被完全抛弃，那么中国就很有可能像西欧国家一样走上资本主义道路。但是，海外贸易和资本主义发展之间的联系对中国来说是不同于西欧国家的。中国庞大的国内市场以及资本的流向等都和同时期的西欧国家有着不同特点，这些都决定了中国不可能走上西欧国家那样的发展道路。 【关键词】 海禁政策；海外贸易；国内市场；资本主义；明帝国 16世纪末，英格兰的商人正在不吝溢美之词地赞颂他们伟大的女王陛下，因为她击败了在寻常人眼中看来几乎不可战胜的西班牙“无敌舰队”，从而为商人们的海上贸易扫除了障碍。而荷兰的商人们正在奋起反抗哈布斯堡王朝的暴政，尽管斗争异常艰苦，但是迎接他们的却是下一个世纪的海上统治权。同一时期，法国的商人虽然对国内政局的动荡和王室的混乱怨声载道，但是，他们即将会迎来“太阳王”路易十四以及他所带来的“路易十四的时代”。然而，与西欧各国的情况相反，16世纪末的明帝国正在加强海禁的力度。虽然明帝国在17世纪又允许了私人海上贸易的行为，但是这种海上贸易的规模是无法和庞大的帝国内陆贸易相提并论的。基于此，有许多学者提出了这样一种观点，即如果明帝国政府对私人海上贸易——如帝国和西方的贸易，或者帝国和日本的贸易不加以禁止，而是去鼓励它的发展，那么中国就很可能追随西方各国的脚步，进而发展成为一个近代资本主义国家。 亚当斯密在他的著作《国民财富的性质及原因的研究》中提到：[1]“就面积而言，中国的国内市场，也许并不小于全欧洲各国的市场，那么更广大的国外贸易，必能大大增加中国制造品，大大改进其制造业的生产力。如果这种国外贸易，有大部分由中国经营，则尤有这种结果。通过更广泛的航行，中国人自会学得外国所用各种机械的使用技术和建造技术，以及世界其他各国的技术上和产业上的各种改良。”他从制造业发展的角度推断，认为中国能够通过海上贸易发展出类似西方的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制造业。官方的记载也提供了证据，证明在明朝末年，中国出现了早期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手工作坊，这些作坊采用雇工的形式进行标准化的生产。正因如此，史学界也就有人指出明帝国末年的中国是有资本主义发展迹象的，如果海外贸易能够不断扩大，中国是有可能走上和西欧国家相同的发展道路。 但是，对此观点我们存有疑义，本文将从明帝国的国内市场、海外贸易的成本和商业资本的流向这三方面来说明反对的原因。 一、明帝国的国内市场 明帝国繁荣健全的国内市场带给国内商人巨大利润的同时，也削弱了他们拓展海外贸易的热情和动力。 首先，内陆贸易的高额利润率和国内市场的繁荣使得中国的商人可以在国内市场获得足够的利润，而不必借助海外贸易，这种条件也正是同时期的欧洲商人所不具备的。我们可以从两个方面来说明中国国内市场的便利和庞大。 明帝国的内陆运河系统已经发展的相当成熟了。长达1794公里，也是世界最长的内陆运河——京杭大运河流经帝国中最富庶的地区，也因此成为了帝国内陆贸易的主动脉。尽管建设大运河的初衷是为了军事功用和漕运任务，但是大运河的航运也同时刺激和带动了国内的商业和贸易。黄仁宇曾估计[2]，17世纪早期，通过京杭大运河进行的南北方棉布贸易每年的贸易额至少有50万两白银。同时，南北方木材贸易每年的贸易额也接近50万两白银。尽管我们很难将白银的价值和其他的货币进行有效比较，尤其是考虑到这一时期相关数据的缺乏，但是汪崇筼估计按照白银对稻米的实际购买力[3]，50万两白银的购买力相当于5800万美金。这样规模的棉布贸易（黄仁宇估计一匹棉布的价格大约为0.3两白银，因此50万两白银就意味着至少100万匹棉布）对于任何当时的西欧商人来说，都是难以置信的。有统计资料表明，[4]同一时期的整个波罗的海地区的谷物贸易总额价值约为年均55000公斤白银，即110万两白银，则明帝国仅仅是国内棉布贸易的贸易额就占到了波罗的海地区各国谷物贸易总贸易额的一半甚至更多（因为这里只统计了通过大运河进行的棉布贸易，尚未统计其他方式的棉布贸易的贸易额）。因此，仅京杭大运河就能够吸引大量的商人，即使明帝国政府在16世纪末重开了海禁政策，但是大部分的商人仍然会选择国内市场，因为国内贸易方便并且安全。 此外，明帝国这一时期对作为货币的白银的迫切需求，也反映了这样一个事实，即中国的国内市场在16世纪末到17世纪初的这段时间内快速地发展。国内市场的发展也就意味着商人能够通过内陆贸易获取充足的利润。Tetsuo Kamiki和Kozo Ya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