甲午战后沙俄攫夺中东、芦汉、正太铁路阴谋.docVIP

甲午战后沙俄攫夺中东、芦汉、正太铁路阴谋 　　列宁在1920年揭露帝国主义在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修筑铁路时，深刻地指出：“建筑铁路似乎是一种简单的、自然的、民主的、文化的、传播文明的事业……实际上，资本主义的线索象千丝万缕的密网，把这种事业同整个生产资料私有制联系在一起，把这种建筑事业变成对十亿人民（殖民地加半殖民地），即占世界人口半数以上的附属国人民，以及对文明国家资本的雇佣奴隶进行压迫的工具”（列宁：《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的最高阶段》，《列宁选集》，第二卷733页。）。 中日甲午战争以后，在中国争夺修筑铁路权利与投资的国家如：沙俄、美、英、法、德、日、意、比等大中小帝国主义都同时或先后出过场。列宁指出：“欧洲资本家贪婪的魔掌现在已经伸向中国了，俄国政府恐怕是最先伸出魔掌的”（列宁：《中国的战争》，《列宁选集》，第一卷224页。）。它首先强行修筑中东路；继之与列强竞争耍诡计夺得芦汉路借款权；后又诱骗清政府获得正太路借款经营管理权等等。 沙皇俄国耍阴谋攫夺中东路 沙俄一贯以铁路政策，侵略东方邻邦各国的领土。蚕食中亚细亚，就以修建外里海地区铁路为侵略的先锋。中日甲午战争后，刚刚进入帝国主义阶段的沙俄，疯狂地掠夺中国领土，企图吞并中国，首先也是从修筑铁路下手的。 早在1891年，沙俄为了征服中国和称霸远东的需要，开始兴建所谓“具有世界意义”的西伯利亚大铁路。到1895年，这条铁路已经修到外贝加尔。俄国远东政策的策划者和积极推行者财政大臣维特认为，这条铁路通过东北直达海参崴，不仅能避免其他帝国主义的反对，同时还能缩短路程，节省经费，加快工程进度，而且更重要的是把“满洲永远保持在俄国手中”，进而取得“以后在中国北部任何铁路路线或支线在未得俄国同意前便不得建筑”的特权。（张蓉初译：《红党杂志有关中国交涉史料选译》，178页。）从而制定了西伯利亚铁路穿过中国东北境内的计划。1895年8月，沙俄就非法派遣近百人的勘测队，分四批在东北全境“勘查路线”。 1895年10月，沙俄驻华公使喀西尼奉政府之命，将勘路一事照会清政府，照会说：“兹有本省在东三省毗连地方兴造西伯利亚铁路，又因此路将来或可与贵国在满洲地方日后兴造铁路举办相接，自应将满洲铁路所经过各地情节数端，预先勘查。”（《请季外交史料》，第118卷3—4页）企图在其勘查路线未定之前，先试探一下清政府和其他帝国主义的反应。当时清政府官员，已看出沙俄的诡计，指出沙俄“虽以我接路为辞，实有借地修路之势。”因此，提出中国“惟有自造铁路，在中俄交界与彼相接，方无流弊。”（《请季外交史料》，第3页）于是清政府命令驻俄公使许景澄以中国自造铁路之意回复沙俄政府，明确表示了不容沙俄染指东北筑路权的建议。 1895年12月沙皇俄国为修建中东路而筹建的华俄道胜银行已经组成，在侵华的日程表上必须“以期达到一个主要而已明显拟定的目的，即建筑我们（指俄国）通过整个满洲到海参崴的铁路。”（张蓉初译：《红党杂志有关中国交涉史料选译》，171页。）在彼得堡谈判时，维特对许景澄说：中国拟自造铁路与俄相接，“目前未必有款，又无熟悉工程之人办理，恐难迅速……莫如准俄人集立一公司，承造此路，与中国订立合同，只要所订章程无碍中国事权，在中国可无他虑。”许景澄认为“公司办法与前奉本国训条自造之说不同”（《许文肃公遗稿》，第三卷54页。）因此，不愿就此事继续谈判。 半年后，谈判又转向北京进行。维特为此亲自起草了一个备忘录，交给俄国驻华公使喀西尼，作为和中国谈判的方针，备忘录把中东路对“俄国有经济的、政治的及战略的意义”（张蓉初译：《红党杂志有关中国交涉史料选译》，169页。）的侵略意图掩盖起来，只说这条铁路对中国经济及战略的利益。喀西尼先欺骗清政府说：这条铁路“对维护中华帝国的完整和独立之利益是极为重要的。”而清政府仍坚持自造之说，喀西尼又以联合日本来威胁，叫嚣：“中国不顾邦交，我与日本联络，另筹办法。”（《翁文公日记》，光绪22年3月18日（1896年4月30日）。） 正当谈判陷入僵局的时候，沙俄又拉李鸿章到彼得堡去参加1896年5月26日尼古拉二世的加冕典礼，清政府原已派湖北布政使王之春前往参加。而沙俄认为王之春“位卑望浅”，不能担当盗卖主权的重任，加以拒绝。并指名“必须以李鸿章前往”。清政府只好改派李鸿章。沙俄唯恐李先到欧洲各国，经维特建议，派了和李“关系甚好”的华俄道胜银行董事长乌赫唐斯基侯爵特地赶到苏伊士河迎接。经过一番精心策划，终于把李鸿章先抡到手。 李鸿章临行前，曾受到慈禧太后的召见并面授机宜，抱着“连络西洋，牵制东洋”的宗旨到了彼得堡。沙皇尼古拉二世特派维特负责与李进行交涉。当维特和李鸿章谈判时，一再坚称俄国在干涉日本退还辽东半岛事件中对中国的“帮助”和“功劳”，并以缔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