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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届中国海权战略和国家安全学术研讨会综述 　　改革开放至今，中国国家生存状态已从“内向型经济结构”转型为“依赖海洋通道的外向型经济结构”，中国出现了史无前例的“国家海上生命线”和“海外重大利益地区”问题。与此同时，中国国防首次越出本土范围，此诚中华五千年未有之变局。生存状态最终决定国防性质，并影响中国海权战略之规划和海军长远建设。与此同时，中国正处于再次崛起的历史性时刻，面对着不确定的国际敌对势力的威胁和难以预测的世界前景。 在此背景下，上海政法学院海权战略与国防政策研究所、国际事务与公共管理学院、应用社会科学院于2012年11月24日联合举办“中国海权战略与国家安全”学术研讨会，从历史、现实和未来三个角度对中国海权观念和海军实践进行全面反思和探讨。来自上海交通大学、华东师范大学、上海外国语大学、上海政法学院、上海海事大学、上海社科院、西北大学、海军司令部海军军事学术研究所、海军指挥学院、海军大连舰艇学院、海军航空工程学院、解放军南京政治学院上海分校、北海舰队、东海舰队、南海舰队共30多位专家学者和高级将校参加了研讨会。研讨会由海权战略与国防政策研究所所长倪乐雄教授主持，原中国人民解放军海军副司令兼参谋长、军科院政委张序三中将与上海政法学院党委书记杨俊一教授出席会议并致辞，同时为成立不久的“海权战略与国防政策研究所”揭牌。与会专家学者和高级军事人员围绕“西方文明与海权的特点”、“古代与近现代中国国家命运与海权”、“当代中国发展与海权战略”、“未来国家安全与海军建设”四个专题，以及关乎中国国家安全和未来发展的相关议题展开研讨。 一、西方文明与海权的特点 海权在军事上是指一个国家运用军事手段对海洋的控制力。海权诞生的根源是“依赖海洋通道的外向型经济结构”的生存方式。马汉在论述海军战略时指出，在海上战略中，商业价值和军事价值是不能分割的，因为海上的最大权益就是商业。当下的中国已经融入全球经济，依赖海洋交通的外向型经济结构已经形成，中国史无前例地出现了“海上生命线”和“海外重大利益地区”的问题。面对国家生存状态的改变，中国传统的国防性质必须进行相应转变，国家安全中心开始向海洋延伸，因此必须高度重视海权战略、建设强大海权。海权与西方文明的关系及其特点是中国了解海权特点、构建海权战略、建设海洋强国必须研究的课题。 1.中国以什么姿态崛起？ 中国如何从农耕文明走向海洋文明？中国崛起过程中，如何避免外界以“中国威胁论”为代表的误读？在第一场讨论中，华东师范大学——不列颠哥伦比亚大学现代中国与世界联合研究中心主任许纪霖教授通过分析东西方文明演化的差异，指出从农耕文明向海洋文明的转型对中国的挑战是全面的，涉及军事与法权等领域，中国应在海军建设的“硬实力”和法权体系建设的“软实力”两个方面齐头并进。许纪霖教授认为，21世纪最重要的事件之一是中国以“文明大国”的姿态崛起。中国一旦醒来就不会仅仅作为一个边缘化民族国家，而是一定要走向世界中心，重新以一种“文明大国”的形式出现。当前中国的生存状态已完全不同于传统的中华帝国。中国要成为“世界之中国”，必须从传统的农耕文明走向海洋文明。 2.海洋文明为什么强大？ 民国学者钱穆先生在比较中华帝国与罗马帝国时指出，罗马帝国由一个中心征服四周而加以统治，而“中国立国由圈外向内凝聚”。许纪霖教授在此基础上进一步论证，农耕文明是内敛式文明，以中原文明为中心构成同心圆，以一套朝贡体系构成了自己对东亚地区的统治。历史上长期以来，对农耕文明威胁最大的是草原文明，似乎中国只存在南北问题，而无东西问题。直到1840年鸦片战争后，中国才遇到了真正来自海洋文明的威胁。 20世纪德国杰出的公法学家、政治哲学家卡尔·施米特认为，世界历史是一部海权对抗陆权、陆权对抗海权的斗争史，海洋政权与陆地政权的对立是世界历史的起因、“发动机”和主要内容。在西方内部经过了三至四个世纪的争夺，海洋政体最终战胜大陆政体，海洋文明的优势得以确认。倪乐雄教授根据近两千多年西方海权的历史得出结论，海洋文明社会开放、思想活跃，创新能力强，政治民主，对外交流频繁，生产技术先进，社会总体效率高。 3.如何走向海洋文明？ 许纪霖教授认为，海洋文明的优越，不仅是因为其强大的军事实力，还因为其有一系列的政治制度和一套法权体系作为保障。因此，中国的海权战略从农耕文明走向海洋文明将是一个全方位的过程，在这一过程中必须同时面对军事制度和法权体系的挑战。这意味着中国一方面要建设强大海军，通过军事手段保持和扩大对海洋控制力；另一方面要熟悉以西方为中心设计的一套法权体系，并参与规则的制定。只有在强大海洋文明支撑下的中国海权得到发展，才能用充分的法理和文明来证明中国的崛起符合世界的普遍正义，中国才可以参与整个世界和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