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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甲和现代京剧《红灯记》 　　阿甲（1907--1994），原名符镇宝、符律衡。中共党员，中国戏曲理论家、剧作家、导演。1938年到延安，1942年出席延安文艺座谈会。新中国成立后，长期从事编、导、演的艺术实践，是当代戏曲导演的标志性人物、探索京剧现代戏的突出代表，也是现代京剧《红灯记》的第一改编者和导演。为京剧表现现代生活作出了重要贡献。 从“延安文艺座谈会”走出的革命艺术家 抗战爆发后，阿甲历经艰难，于1938年春到达延安。到延安后，他本想学习军事，投入到抗日战争中去。但在一次晚会上，他用京剧“西皮流水”的板式， 演唱了贺绿汀作的《游击队之歌》，既是耳熟能详的歌词，又是新颖独特的腔调，通过京剧的旋律和节奏，生动表现了游击队员既神秘隐蔽又突然袭击的心理和动作，与在场者的抗日情绪产生了强烈共鸣，博得满堂掌声。从此，阿甲“一曲定终身”，出乎意料地被调去从事京剧工作。阿甲进入了鲁艺实验剧团所属的平剧（京剧）研究班，从此开始了以整个生命为代价的京剧事业。 1942年，阿甲出席了延安文艺座谈会，他的戏剧观从此发生了深刻的变化。他参加演出的早期剧目有传统戏《三打祝家庄》、《逼上梁山》，经他创作改编的剧目有现代戏《钱守常》、《松林恨》、《夜袭飞机场》等。1949年后则成功导演了《宋景诗》、《赤壁之战》、《白毛女》等剧目。作为艺术家，阿甲与周信芳、马连良一样，创作改编了大量剧目，是集编、导、演于一身，当之无愧的大艺术家。但阿甲与他们又不太一样，阿甲是革命艺术家，在他的剧目中，所要表达的不仅是京剧艺术，更要表现无产阶级革命的精神。 阿甲是一个多才多艺的艺术家，他不仅做导演，有时还自己动手写剧本并亲自登台演出。他不仅努力发掘中国传统京剧中的精华，同时还开始尝试着将其与现实生活联系起来，努力探索中国京剧艺术的发展新路。 1964年，在全国京剧现代戏观摩演出中，一部以后为全国人民所熟知的现代京剧《红灯记》同阿甲的名字紧紧地联结在了一起。 从电影《自有后来人》到沪剧《红灯记》 《红灯记》的故事，改编自1957年被打成右派的电影剧作家沈君默在黑龙江劳改时听来的一个抗日小故事。1961年底，沈君默被“摘帽”并调入长春电影制片厂担任编剧后，经过与导演苏里、于彦夫等人的共同合作与重新构思，由沈君默、罗国士执笔，创作了剧本《革命自有后来人》，随后由于彦夫执导拍摄成电影《自有后来人》。 电影上映后引发了一股改编热潮，其中影响最大的是哈尔滨京剧团移植改编的现代京剧《革命自有后来人》。此时恰逢现代京剧蓬勃发展之初，剧本被哈尔滨京剧团看中后，经过重新编排，恢复了剧本的最初名字，这部现代戏上演后便一炮走红。 不久，上海爱华沪剧团将其移植改编为《红灯记》。1963年2月，江青在上海观看了爱华沪剧团演出的沪剧《红灯记》后，向时任上海市委宣传部部长的张春桥索要了剧本。江青于当年10月初找到自己工作中的上级、文化部副部长林默涵，建议根据这个本子重新改编为现代京剧。林默涵对江青交待的事情自然不敢怠慢，立刻请来中国京剧院副院长阿甲，请阿甲把这项工作承担起来。林默涵当时并没有明说这是江青交待的事情，因为他也不好明说——哪有下级给上级布置任务，上级还必须俯首听命的？ 领受任务，呕心沥血创作《红灯记》 1963年11月的一天，江青直接将阿甲请到中南海，同时还邀请了李少春、袁世海、杜近芳，构成了《红灯记》最初的班底：李少春饰演李玉和，袁世海饰演鸠山，杜近芳饰演李铁梅。江青说，《红灯记》是她从十几个剧本里挑选出来的，希望中国京剧院能改编成现代京剧，她要求改编要符合京剧的特点和规则，争取参加1964年的全国京剧现代戏观摩演出。 江青很了解阿甲，早在延安时，两人就同台演出过现代京剧《松花江上》。五、六十年代，阿甲在戏曲界已颇有声名。有一次江青见到他，还似真似假地说：“你现在是京剧大师了！” 今天她见到的阿甲，虽然在中国京剧界有了一定地位，艺术上也取得了很大成绩，但在她面前还是很虚心的。更重要的是，阿甲对江青交给的这项任务没有提出任何反对意见，更没有寻找借口来推辞。 谈话中，江青提出要编导人员和演员们先去看一看电影《自有后来人》，然后再去上海看沪剧《红灯记》，先要向电影和沪剧学习，然后才谈得上改编。 江青滔滔不绝地做着指示，阿甲一边听一边记，他不由地皱起了眉头，心情开始变得忧虑起来。他发现江青在谈话中，根本没有对剧本进行具体的分析，至于这个剧本到底好在哪里？有何不足？以及未来京剧剧本的结构、人物塑造、情节展开、故事发展、需要突出的主题思想和与此相关的许多在改编过程中必须认识到的具体问题，江青一句话也没有涉及。阿甲在行政职务上是中国京剧院副院长，艺术职务是总导演，同时还兼任编剧，也就是说，未来的现代京剧《红灯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