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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文学视域下学术建构 　　新时期以来，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界，或者更为广泛的人文学科领域，有两类凸显学者性格的现象值得关注。一类承续了上世纪八十年代“重写文学史”的锐意勇气，发起关于“人文精神危机”的大讨论，这虽已成为历史，但其反响依然时常回荡在今天的人文学界；另一类是默默地坚守珍贵的人文精神，以自身的研究实绩扎实地捍卫着人文科学研究的神圣领地。这一类学者，也许声音并没有那么洪亮，或许风头也没有那么强劲，但正是少了些喧哗，一步一个脚印地走来，却更有其厚重之感，其学术耕耘的果实令人惊诧不已，朱寿桐即为这类学者中的一个杰出代表。虽然这两类学者在性格上有其差异，但学术的眼光却惊人的一致，这集中体现于：他们都充分认识到了中国现当代文学与世界文学的密切关系，也即中国现当代文学的世界性特征。前类学者提出了“中国文学的世界性因素”等命题，而朱寿桐所倡导的“汉语新文学”，则不仅有效地弥合了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领域诸多概念的逻辑伤痕，更是直面世界文学，在文学格局、人文关怀、理性思维三个方向创构了具有中国作派的文学研究体系。因此，毫不奇怪，他的这种建构引起了国际学界的瞩目。① 一、世界文学的格局观 众所周知，世界文学的概念最初由歌德在1827年与爱克曼的谈话中正式提出，②后来马克思、恩格斯也在1848年的《共产党宣言》中呼应了歌德的想法，并将之与资本主义全球化的过程相关联。马恩指出，随着资本输出和世界市场的开拓，精神生产会和物质生产一样成为世界性的生产。无论是歌德，还是马恩都提前预示到了世界文学时代的即将到来，这一趋势尤其在今日这个全球化的时代愈加明显。当互联网科技已经深入人们精神生活的时候，文学创作的世界性传播便完全打破了国别、民族、语言的界限，谁都无法否认他们预见的前瞻性。需要引起人们注意的是，歌德所谈论的“世界文学”（Weltliteratur）出发点在德国，他希望德语文学能够在推动世界文学的进程中，扮演“光荣的”“美好的”角色。身为德意志民族的一员，又面对德意志民族（奥地利与普鲁士两强并立）分裂的现实，歌德用超越的世界主义意识缓和了内心深处的矛盾。从德语文学的视角扩展到世界文学的眼光，歌德的路径恰是一种合乎规律的治学之道。 世界文学往往容易被误解为“整一性”的文学，殊不知它在受到倡议的起初，歌德正是站在本民族文学的基础之上，才具有了如此广阔的世界性文学视野。我们可以这样认为，实际上有两种形式的世界文学：作为单数的世界文学（world literature）和作为复数的世界文学（world literatures）：前者强调世界文学的整体性和经典性等共性特征，后者则更注重各民族文学的具体特色和民族精神。③哲学上，整体与部分的辩证统一构成了事物及事物之间的复杂关系。没有各民族语言的文学，当然也就谈不上有世界文学。文学研究也是这样，只有在本民族语言的文学研究上立足，方能具备一定的世界文学格局观。朱寿桐的学术研究之路，正是呈现出这样一条稳健而清晰的轨迹。从创造社研究到新月派研究，从社团研究到古典主义、新人文主义、现代主义研究，从戏剧研究到新诗研究，从鲁迅、郭沫若研究到台港澳文学研究，从现代文学研究到汉语新文学研究，朱寿桐每一个学术脚印都踏得相当坚实。从这条学术轨迹可以看出，朱寿桐总是从“部分”的文学研究开始耕耘，进而逐步抵达“整体”的文学研究收获。尽管他曾形容这条学术之路“走得相当辛苦”，过程中“充满着焦虑”，但“因为经过这样的探寻，不仅对学术研究的结论、而且对学术研究的方法和理论都会有自己非常真切的体验，都可以将其真切地融进自己的学术热忱，可以用自己的生命烈火去熔铸、淬炼属于自己的东西”。④ 不积跬步，无以至千里，每一项课题的研究不但凝聚了朱寿桐的心血与智慧，还让他坚实地立足在本民族语言的文学研究基础之上，并拓展出具有世界文学格局观的独特学术探索。 世界文学并非要求消弭每一民族文学彼此之间的差异，与之相反，是在保护各民族文学个性的同时，又超越于自身特定的国家/民族的文学。所谓世界文学的格局观，就是能够既维护本民族/国家的文学遗产，又保有兼容异质与共享文明的文学胸怀和能力。中国新文学从一开始就不是固步自封的创作实践，“中国现代文学为了跻身世界文学之林，曾通过大面积地翻译西方文学达到与世界文学的接轨”。⑤ 数量庞大的翻译文学，一方面带来了文学理念与创作手法的革新，另一方面又深刻地重构着中国文学的语言和文体。可以毫不夸张地说，没有翻译文学的跨界旅行，就不会有中国现代文学的卓越成就，中国文学始终向世界敞开着自己宽厚的怀抱，迎接着世界文学的大潮。朱寿桐显然敏锐地观察到了这一构成中国现代文学资源意义上的核心质素，在多篇文章中予以阐发。不光是作家与作品，尤其值得一提的是，朱寿桐还关注到了批评家与文学理论的翻译传播，关于勃兰兑斯的中国接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