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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亟待从城市化到城镇化多元可持续转型 　　导读：世界普适的城市化，在现代中国必须也只能是立足本土实际——农业富余劳动力主要向建制镇、部分向城市转移的城镇化。此外，中国当代城镇化更须着眼长远的可持续发展，即：实行多样、平衡、协调、有序、渐进，构建包括自然、经济、社会、人文和行政的五生态体系，推动由数量到质量、由规模变功能、由建设到管理、由高耗变节能、由拥堵到通达、由产业变产住的多元转型。 城市，是一种人口相对高密度聚居的产住型区域载体。由低密度散居的乡村向相对高密度聚居区的人口转移，这被称作城市化。这既是农耕文明向工业文明的演化，也是乡村文明向城市文明的进阶。作为人类文明的阶段性过程，城市化既具有普适的全球共性，又具有差异的国别个性。就全球而言，发达国家城市化已经历了数百年，目前的城市化率大都保持在80%以上；发展中国家相对而言起步晚、进展慢，城市化率普遍在30%左右。如今，世界人口已超过72亿，居住于城市的占52%以上。我国既是发展中国家，又是人口最多的国家，虽然理论意义上的城市化率超过了世界平均水平，但真正拥有城市户籍、享受市民待遇的人口还不到35%，而且，与发达国家相比，我国的城市化存在着诸多与人口国情、资源环境、人文理念相悖的路径、方式与体制之殇。 首先，中国正在用17年左右的时间（2003至2020年）完成西方发达国家近百年的高速城市化进程，而我们的城市没有也不可能具备应对这种惊人城市化速率的条件与能力。于是，急功近利、盲目粗放、圈地扩张式的城市化应运而生：土地、产业、人口、居住、公共服务的城市化严重脱节、频频失衡。其次，有2.5亿农业人口在不到20年的时间涌入了中国仅有的657座城市，他们因长途迁徙的地域差异、不同风俗的文化差异、城乡二元的身份差异，以及信息闭塞的见识差异等，导致就业、生活、社会活动等诸多技能、境况、待遇方面的落差。第三，中国超大规模、超快速率的城市化，使得原本有限的城市禀赋、生态环境因过度索取、消耗、排放而不堪重负；使得原本须逐步增长的城市实力、逐步提升的市民素养、逐步化解的社会矛盾，因集中透支、瞬间爆发而乱象丛生。同时，中国当下的城市化还存在着各国城市化过程的诸多通病，包括：数量与质量的矛盾——只重数量的粗放发展；形态与功能的矛盾——缺乏功能的单一形式；需求与可能的矛盾——不顾可能的过度消耗；土地与人口的矛盾——超越现实的人为造城；追求与素养的矛盾——盲目进城的多元落差；人治与规治的矛盾——没有章法的随心所欲；建设与管理的矛盾——重建轻管的高耗低效等。 因此，世界普适的城市化，在现代中国必须也只能是立足本土实际——农业富余劳动力主要向建制镇、部分向城市转移的城镇化。它意味着农业人口转移的就近化、多元化、梯次化和渐进化，以及建制镇、小城市、中等城市、大城市、特大城市、超大城市可持续的差别化同步发展。 所谓就近转移，就是富余农业人口落户当地建制镇，实现就地城镇化。其益处在于：转移的地域跨度、民俗文化、素养落差较小，城乡二元行政壁垒较少，人口迁徙成本较低，公共服务容易均等化。所谓多元转移，就是部分有一技之长的富余农业人口既可以离土又离乡，进镇入城；也可以离土不离乡，发展现代化家庭农庄、从事乡村园区型农业加工业和农业服务业。其益处在于：离土不远行、离乡有选择，进城不盲目、留守有奔头，各自尽所能、城乡同发展。所谓梯次转移，就是农民进镇、镇民进城；小城市民进大城、西部市民到中部、中部市民去东部。其益处在于：理念易于相通、环境容易适应、技能便于接轨。所谓渐进转移，就是各层级梯次的人口转移须有一定的间隔过程，成熟一段跨越一层。其益处在于：步步为营转移失误少，逐次递进迁徙风险小，慢慢规范过渡易适应。 城市化与城镇化相比，前者更具有经济上的规模与集聚效应，而后者虽然更符合中国地广、人多的城市化实际需要，但却因此弱化了城市化的经济能效。为此，我们应将散布的小镇通过区域化协调、网络化联动、个性化发展、错位化竞争，形成若干有特色、具合力的镇群、镇列、镇核、镇极，用区域化合纵连横的整合优势弥补分散化各自为政的布局缺陷。 除了关注本土化的适应，中国当代城镇化更须着眼长远的可持续发展。 城镇化可持续的基本理念是：多样、平衡、协调、有序、渐进。所谓多样，就是城镇化发展须因时、因地、因事、因人的多元化和差别化，同中求异，异中求同，使之相得益彰；所谓平衡，就是城镇化发展中资源供求、商品产销、废弃物排解等要实现与城镇自身禀赋、市场容量、环境承载可能的相对平衡；所谓协调，就是与城镇化相关的人、自然、经济、社会、行政五大体系间的整体协调；所谓有序，就是服务于城镇化发展的规划、建设、管理等的科学化、规范化、法制化；所谓渐进，就是整个城镇化过程要根据可能、需要，按照科学的计划逐步推进。 城镇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