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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新丝路构建开发性银行 　　习近平在2013年提出的“新丝绸之路经济带建设”，是一个跨世纪的政治、经济、文化大融合战略，其对世界格局的影响必然是深远的。对中国而言，如何摆脱地缘政治中传统西方列强在海洋上的制衡，把中亚地缘纠纷作为在大国博弈中重要的战略筹码、而非负累，既是一个难得的历史机遇，亦是时代挑战。 新丝绸之路经济带建设需要投资，需要把产业链做实、把西部乃至中亚地区的新型城镇化做实，必然需要强有力的现代金融体系支撑。可惜，中国金融服务业的发展远远地滞后于制造业，西部地区的金融服务更是显著不足，很多县市根本就没有银行分支机构入驻，这已然成为新丝绸之路经济带建设的重要隐患。 另一方面，国际视角下的新丝绸之路经济带中国需要输出商品，而最佳的中国商品就是对欧亚大陆的“中国货币”服务。现代金融一旦摆脱了金本位的束缚，货币的意义就不再是简单的等价交换物，而是一种国家信用为背景的商品服务。新丝绸之路经济带中国推进医疗、教育、文化等服务业走向中亚，金融业的内陆开放更需要走向中亚，结合内陆经济欠发达地区的实际情况开展货币服务。 在2014年各地的“两会”中，新丝绸之路上的很多省份都把成立“新丝路银行”作为重要的研究课题、甚至是工作目标，引起了社会各界广泛的讨论。老百姓常常调侃说“中国的银行网点比米铺还多”，再成立个新银行到底有没有必要？新设立银行如何对新丝绸之路经济带进行创新服务？其中的风险和收益又如何匹配呢？“陆权金融体系”对此有无指导意义呢？ 本文试图从金融机构经营机制设计的角度，结合新丝绸之路经济带的建设目标，探讨新设政策性金融机构的最佳路线图。 新丝路银行因何而设 无论是从中国经济改革的宏伟时代蓝图，还是新丝绸之路经济带的建设特性，我们都有必要在西部创立一系列具有现代金融企业特征的金融机构，以满足西部乃至中亚建设的巨大融资需求。 当然，这种建设绝不应该是简单地通过银监会再审批多少个商业银行牌照、重复已有的商业银行经营模式，不是简单通过吸储来解决低效率产能扩张抑或房地产开发的融资需求。 新设立的金融机构应当以国家层面的战略需求为基础，通过金融控股的组织架构、通过市场化的运营模式、通过资本市场进行市场化融资、通过对新丝绸之路经济带产业进行投融资服务，进而赢利并可持续发展的金融机构。如果非要给这个新设金融机构起个名字，也许“新丝绸之路开发银行”（下称“新丝路银行”）最为合适。 新丝路银行最先服务的，应该是中国的国家战略利益。通过陆权金融理论，加大对中亚国家的投资和货币信贷，不仅可以在战略上推进人民币国际化，也可以解决中国宏观经济增长动力不足的问题，把相对过剩的制造业产能向西输出。 最近新疆分裂势力策划、组织的严重暴力恐怖事件，其背后的深层次经济原因就在于西部边疆地区相对闭塞，经济发展严重滞后于东南沿海。因此，新丝路银行可以定位在中国的第四家国有政策性银行，通过实际意义的利率补贴，提高政府对西部的转移支付效率，通过享受在银行间市场发债融资的低利率成本，切实拉动西部地区各民族的共同富裕。 经营模式和激励机制 新丝路银行不应该简单复制国家开发银行的商业模式，而应该积极引入现代投资银行盈利模式，通过金融控股、资本运营等投资方式，将触角深入到西部产业股权层面。通过对新丝绸之路经济带上不同省份、不同行业的企业资源整合，并通过资本市场退出盈利，是最基本的金融创新。 资本经营公司最简单讲就是专门从事股权经营的公司，对企业进行整合重组、并购、包装上市，对企业的股权、债权、资产进行买卖。其主营业务包括两部分：一块是投资与投资服务，包括重大产业项目投资，科技创新项目投资，产权经纪、财务顾问等投资服务；一块是资产经营管理，包括股权管理、资产处置等。 例如，陕西、甘肃两省的军工产业和通航产业就具备巨大的发展潜力。新丝路银行如果能够运用资金优势，介入十大军工央企在西北的改制重组，引领“万亿潜在产值”的通航产业商业化，整合军工企业技术资源和民用航空服务的产业链，将当前的服务性民营企业运作成产业型利润中心，一定可以实现资本运作的超额收益。中国的经济结构转型，是社会财富大分配的又一次机会，也需要政治层面的广泛协调，新丝路银行可以定位为国内产业投资的“淡马锡”，以区别目前的中投公司（CIC）和社保基金理事会的战略定位。 除了对增量产业化的投资，新丝路银行更有可为的，是对现有国有经济的改制和发展，这也是对现有社保基金理事会基金业务的标准化和阳光化。在这一点上，恰恰契合了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的“混合所有制”改革大思路，通过对存量资产的盘活、进行股权买卖，进而拉动投资。在确保国资控制力的前提下，积极在子公司层面引入市场化、混合所有制的战略投资主体，提升盈利能力。 在笔者接触的国有经济领军人物中，绝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