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伤病修辞和中国现代性体验心态转型 　　摘 要：晚清政论多疾病修辞，“新时期”初期文论泛滥伤痕修辞，二者的差异透露出中国现代性体验的两种心态类型。有机增生性的内在疾病具有全局性、弥漫性；匮缺性的外受创伤则带有局部性特征，关联外来异质力量楔入以后分隔出的二元对立格局，极具“宣示价值”。吊诡的是，晚清知识分子的“疾病情结”在西方列强外部入侵下产生，“文革创伤”则起因于一个统一政权内部的变乱：“词”与“物”在此发生“错位”。“病”、“伤”修辞在历史语境中分别反映出“忧思-自省”与“控诉-自清”两种相异心态。这种心态转型与意识形态主流及其对立斗争思维的深度影响密切关联。 关键词：修辞；疾病；创伤；现代性体验；意识形态 作者简介：徐一超，男，复旦大学中文系研究生，从事文艺理论与批评、文化理论研究；陆扬，男，复旦大学中文系教授、博士生导师，从事文艺学、美学研究。 中图分类号：I206.0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7504（2014）02-0120-08 “现代性”（modernity）在西方从理性世纪经启蒙时代到工业革命，再到对工业革命成果的反思，已经具有一段悠久的问题史。国内学界近年大量译介西方现代性理论，不乏有学者呼吁探讨中国现代性富有历史具体性与本土性的独特问题和提问方式。换言之，中国的现代性问题应当有她的特殊问题和特殊语境。虽然，时至今日基于“问题意识”的中国本土现代性理论尚还薄弱，但中国近代以来动荡多变的历史文化情境中，无疑存有丰富的现代性体验与理论开掘的可能性。有鉴于斯，本文试图提出“伤病修辞”这一问题，通过对晚清政论与“新时期”初期文论中修辞运用的比较考察，探究近代变局以来知识界乃至整个社会的现代性体验心态及其变动趋向。 “病”与“伤”的修辞分别在晚清政论与“新时期”初期文论中密集出现，这是本文将其作为代表性对象进行比较分析的缘由。但这并不是说这两个时期内分别只存在某一类修辞方式，而是强调疾病修辞在晚清、伤痕修辞在“新时期”初期相对突出且又普遍存在而已。事实上，“新时期”初期的文论中也不乏将“四人帮”及“文革”动乱称作“毒瘤”、“瘟疫”等的疾病修辞，但都不如“伤痕”这一创伤修辞那样具有代表性。 “伤病修辞”的提法是本文的一个尝试。既有的类似研究或在苏珊·桑塔格《疾病的隐喻》一书的影响下，对中国近代以来文学创作中的疾病隐喻进行分析；或借鉴西方文化创伤（cultural trauma）理论，关注“伤痕文学”以及近代以来一系列创伤事件。本文有意将二者相关联，立足于“疾病”与“创伤”的细微差别，引入现代性与新修辞学的理论视野，通过对两类修辞差异性的比较，分析中国现代性体验的两种心态类型。此外，以往研究大多关注文学作品中疾病或创伤事件的隐喻和叙事，本文则主要聚焦政论和文论，对“病”与“伤”的修辞名谓本身进行“症候阅读”，据此考察心态差异。故而外延更为广泛的文艺作品中的伤病修辞，不在本文的论述范围之内。 一、现代性体验及其修辞症候 近代变局开启了中国现代性体验的进程。张志扬对现代性的中国问题进行过思考，他关注到近代以来知识分子的“创伤记忆”及其反思与转化形态，并指出应将其视作“这个民族、这个社会的现代性自我意识程度的标志”[1]（P38）。但基于“创伤记忆”的分析在产生影响的同时，也受到追问。王一川就认为，“创伤记忆论”未能向中国知识分子现代性体验的心理层面深入发掘，他质疑道：蒙受创伤的人内心有着怎样的感受？“创伤”在他心里激起了对于社会、他人和自我的哪些深层反应？很显然： 这些却是“创伤”一词很难表达完整的。……“创伤”引发了怎样的内在心灵创痛？它激起了怎样的深层心理变化？这种深层心理变化的要素和结构怎样？这些都是需要比“创伤”更进一步的词语去传达的。[2]（P73-74） 他敏锐地指出“创伤”一词在研究中的表意局限以及现代性问题研究中“内在心灵”、“深层心理”的重要性。事实上，“创伤”是一种修辞表述，而这一措辞本身就能透露出修辞主体的内在心态，它“很难表达完整”、需要“更进一步的词语去传达”的，正是这种有待读解的内心体验。阿尔都塞主张通过“症候阅读”从概念的“空缺”中发现新的“总问题”，将一个没有相应疑问的答复通过新的问题结构生产出来，亦同此理。1在这一思路下，作为修辞症候的“创伤”言说正暗含某种“无问之答”，修辞名谓本身的“空缺”就指向有待提出的新的“总问题”：不仅是“它激起了怎样的深层心理变化”，更在于它本身就透露着怎样的心态信息。 张志扬的修辞与王一川的追问联缀在一起，正勾勒出一条探询中国现代性体验问题的可行路径：透过历史语境中的修辞运用，读解修辞主体的体验心态。桑塔格在影响深远的《疾病的隐喻》一书中，呈现的也正是这样一种从修辞症候出发，进而关注主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