儒家与谐理念视阈下民事诉讼模式向度.docVIP

儒家与谐理念视阈下民事诉讼模式向度 　　内容摘要：和谐理念贯穿中国传统法文化始终，形成独特的“息讼”与“无讼”的价值内核，并具有现代特质。和谐主义是职权主义与当事人主义的高层次超越，是我国民事诉讼模式在转型期的发展向度与最佳选择。因此可以借鉴儒家和谐理念的现代特质，重新审视道德教化的独特作用，打破传统诉讼模式的禁锢，科学设定法官与当事人的权力与权利关系，从理念与制度上重构和谐的民事诉讼模式。 关键词：儒家和谐理念 民事诉讼模式 职权主义 当事人主义 和谐主义 民事诉讼模式是指概括并支持民事诉讼原则、制度和程序运作所形成的结构中，各种基本要素及其关系的抽象形式，其中法院和当事人的权力与权利分配关系处于重要地位。在我国法治快速推进的过程中，随着当事人的诉讼主体意识的提高，其权利要求也趋向理性和完备，因此，学界有观点主张，我国民事诉讼模式的未来应是以当事人主义为主导的结构形态。但是，目前我国社会正处于转型的特殊时期，利益关系错综复杂，社会矛盾纠纷时有发生，过于强调当事人主义诉讼模式，极易出现诉讼成本加大、证据取得困难、诉讼迟延乃至实体不公等问题。因此，在构建和谐社会的大背景下，找寻适合司法实际需要的诉讼模式显得紧迫而必要。需要注意的是，“作为制度的现代法治并非是从变法或移植中得来的，而是从传统法律文化的精神中演化来的”（苏力，1996）。因此，笔者认为，我国民事诉讼模式的改造必须充分重视中华法系孕育了数千年的儒家法律传统及其和谐理念。 儒家传统和谐理念及其现代契合 中华法系独树一帜，以孔子为代表的儒家法律思想几经演变，最终成为中国传统法律文化的正宗与精髓。因此，从某种意义上说，中国传统法律文化就是儒家传统法律文化。儒家传统法律文化内容丰富，和谐是其最高价值追求，儒家的思想及制度设计，很多都是以国家、社会以及人与人之间关系的和谐为价值导向的。“礼之用，和为贵；先王之道，斯为美，小大由之”（《论语·学而》），主张无论是国君还是普通百姓，都要用“和为贵”的“礼”来处理世事，实现和平共处及社会关系的和谐。笔者认为，“息讼”和“无讼”的思想则是和谐的宽容理念在司法上的价值内核。 如何在司法断案中体现这一价值内核与追求呢？古代统治者采取了德主刑辅、礼法合流的实践模式，强调“道德感化以绝讼源，多方调解以消讼意（包括民间调处、诉讼外调和及官府调处，尤以民间调处为典型），惩罚讼徒以儆效尤”（范忠信，1992）。 这种司法方式适用于中国封建社会的全过程，对于解决纠纷、保持社会和谐稳定起到了重要作用。但有不少学者认为，民间调处的广泛采用，使道德变为了直接调整社会生活的法律，法律的严重伦理化，使得中国无法实现传统社会向法治社会的转换。 笔者认为，将中国移植西方某些法律制度不成功及目前司法中存在的种种问题归咎于儒家传统法律文化是欠妥当的一种不负责任的托辞。其实，反观之，之所以在司法实践中存在种种问题，恰恰是因为忽视了儒家传统法律文化的惯性力和持久力，没有找到儒家传统法律文化的现代契合而导致的。 从本质上看，儒家传统法律文化中的“无讼”、“息讼”理念是和谐的理念在司法上的要求和反映，其与和谐的价值追求是一致的（陈群，2010）。“无讼”、“息讼”并非简单的一概反对诉讼，而是强调必须寻找纠纷的根源，以和谐秩序的恢复为指针，解决矛盾，杜绝再发诉讼，所谓“听讼吾犹人也，必也使无讼乎”（《论语·颜渊》）。 还需要指出，“无讼”、“息讼”并不必然导致“贱讼”、“厌讼”，二者之间没有因果关联，因此不能将其混为一谈。“贱讼”、“厌讼”是一种消极性诉讼观念，其在封建社会形成是由于统治者过多的强调道德教化、忽视法律制度，导致民众害怕诉讼而形成的。但我们不能就此认为“贱讼”、“厌讼”是追求和谐的“无讼”、“息讼”理念造成的，充其量只能说其是“无讼”、“息讼”理念及制度的“异化”。 当下我国和谐社会的构建，是一个复杂的系统工程，如何破解纠纷、实现和谐，西方法律制度并没有给出满意的答案，而我国儒家传统法律文化中的 “无讼”、“息讼”的思想恰恰与当代和谐社会的总体精神相一致。因此，我国诉讼法律制度的构建不可游离于儒家法律传统中的和谐理念，必须深入挖掘传统和谐理念中的本土资源的现代价值，构建符合中国当前实际的和谐发展的法律制度。 我国现行民事诉讼模式及其转型 通说认为，民事诉讼模式可以划分为当事人主义和职权主义两种形态。当事人主义诉讼模式中，法院严格遵循“不告不理”和居中裁判原则，不主动进行诸如确定审理对象、证据调查等诉讼活动，当事人则享有更多的诉讼权利，包括确定诉讼请求与审理对象、调查及提出诉讼证据，推进各项诉讼程序的开展等。与之相反，职权主义诉讼模式则强调法院在诉讼中的权力，无论是诉讼请求与审理对象的确定、证据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