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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民工和流入地社群社会融合文化机制探究 　　【摘要】我国农民工与流入地社群的社会融合有着深厚的文化基础，其融合的深度和形态取决于文化推力与拉力各因子间的角力。从文化层面上看，农民工与流入地社群社会融合具有必然性和多层次性。为促进社会和谐，应加强主流文化建设，建立健全促进农民工与流入地社群文化交流的制度性机制，增强文化推力，减少文化拉力。 【关键词】农民工 流入地 社群 社会融合 文化机制 研究缘起 1995年，联合国哥本哈根社会发展首脑会议把社会融合作为社会发展的三大领域之一，要求各国采取措施推动社会融合。2003年，欧盟在关于社会融合的联合报告中对社会融合作出如下定义：“社会融合是这样一个过程，它确保具有风险和社会排斥的群体能够获得必要的机会和资源，通过这些资源和机会，他们能够全面参与经济、社会、文化生活和享受正常的社会福利。”国内有学者认为，社会融合是个体和个体之间、不同群体之间或不同文化之间互相配合、互相适应的过程，它以构筑良性和谐的社会为目标。我国城市化进程加速了社会流动，农民工已成为我国一个新兴的社会阶层，如何增进农民工阶层与其他社会阶层之间的社会融合，是一项值得学界研究的课题。 不同文化之间的相互适应是社会融合的重要表现，在这一意义上，社会融合表现为三种主要形式。 一是不同国家的某些族群由本国前往他国谋生，如近代波兰人、我国沿海地区的一些民众前往欧美等国家和地区，这些外来族群与当地族群社会融合的程度既受制于其经济和“智力文化（intellectual culture）”因素上的差异，也取决于务工者自身的主体性行动和他们在当地的跨社会建构。 二是如南非等原来即存在着严重种族对立、具有高度文化异质性的同一国家内，不同种族间的社会融合主要受制于是否具有和遵循良好的“共同规范”，不同种族间认同需要、分配公正需要的满足状况，作为化解冲突的“沟通系统”的运转是否正常，政府处理民主与提供公共服务之间的关系及能力。 三是如同我国这样具有高度文化同质性的国家内不同社会阶层之间的社会融合。19世纪末，E·G·雷文斯坦（E. G.Ravenstein）在《人口转移规律》一书中，开创性地提出了人口转移的推拉理论，本文运用这一理论，着重讨论基于我国文化背景下影响农民工与流入地社群社会融合的文化机制。 农民工与流入地社群社会融合的文化推力分析 从最广泛的意义上说，文化可以包括人类的一切生活方式和为满足这些生活方式所创造万物，以及由此而形成的种种心理和行为。在人类实践活动中建立起来的制度文化、行为文化及心态文化是文化的非物质形式，它们既是人类需要的对象又是人类需要的表现形式。在我国，同一文化之下对公平与正义的政治诉求，共同的世界观、伦理观，特有的缘文化，以及农村劳动力转移过程中形成的打工文化，共同构成了促进农民工实现与流入地社群社会融合的“文化推力”。 实现全体社会成员全面发展的政治理想推动着农民工与流入地社群的社会融合。首先，我国现存的城乡二元结构是特殊历史时期社会管理的产物，从人口生产到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城乡居民之间在文化上都是一脉相承和高度依赖的，社会的发展和政府公共政策的改革使此二元结构正在发生解组，对社会生活的影响也渐趋减小。 其次，作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农民工与流入地社群均生活在同一社会制度下，他们理应享有同样的权利和义务，以增进对国家和社会的认同。恩格斯曾指出，社会主义应当“结束牺牲一些人的利益来满足另一些人的需要状况”，“通过消除旧的分工，通过产业教育、变换工种、所有人共同享受大家创造出来的福利，通过城乡的融合，使社会全体成员的才能得到全面发展”。实现这一理想，消除城乡差别，增进社会各阶层的福祉是我国社会建设的重要目标。 “天地与我并生、万物与我为一”的世界观有助于农民工与流入地社群的社会融合。在我国，就以儒、释、道为代表的传统文化对社会生活的影响而言，儒家文化的影响无疑占着主导地位。钱穆曾提出：儒家思想看世界，并不用一种纯客观的眼光，并不觉得世界外我而存在，不认为狭窄的自己与外面互相对立，相反，主张天地与我并生、万物与我为一。受这种积极适应外部世界、主动接纳他人的文化熏陶，流入地社群与农民工之间大多能以一种开放、包容的心态和睦共处。 重视“仁爱”、“亲情”的伦理观以及“家庭—社会本位”的价值取向有利于农民工与流入地社群的社会融合。作为家庭的延伸，家族是中国文化一个最主要的柱石，父慈、子孝、兄友、弟恭构成了家族伦理的核心内容。可贵的是，这种家族伦理不仅要求人们爱自己的家人，而且要求人们以宽广的胸怀善待和爱护全天下的人，倡导个人服从于家庭、国家和社会的整体利益，并承担起相应的责任和义务，显示出浓郁的“家庭—社会本位”和“家国同构”取向。外出务工是农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