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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构性产品:几家欢喜几家愁 　　金融产品价格市场化正在推进，故部分商业银行和机构开始寻求新的理财产品模式和盈利机制，其中，呼声最高的是基金化和结构性，但自结构性产品登陆中国市场来，巨亏事件一直存在。 结构性产品自登陆中国市场来，巨亏事件一直存在。2008年，金融危机让结构性理财产品损失惨重，之后各家商业银行都开始注重产品的风险控制，避免巨亏事件发生。但在2013年，结构性产品亏损事件或未达最高预期收益事件仍然不少。如2013年某股份制银行到期的“焦点联动系列”结构性产品绝大多数没有达到预设的最高预期收益率，部分产品仅实现了最低预期收益率——0或0.4%；而某外资银行的QDSN系列产品也频暴巨亏——亏损最惨重的达到95%之巨。 一方面是发展的趋势，一方面又未达收益甚至巨额亏损，结构性产品究竟是天使的翅膀还是潘多拉的盒子？ 结构性产品的本质：固定收益+金融衍生品 结构性产品，其英文为structure product，从广义上看，是投资于不同风险收益特性标的的金融产品，一般意义上专指是指既投资于金融衍生产品又投资于固定收益类产品的金融产品。一个简单的理解是，结构性金融产品=金融衍生品+固定收益类产品。 结构性产品没有固定的形式，他可以是债券，可以是基金，可以是保单，也可以是投资计划，目前为国内投资者所熟悉的是银行理财产品。故一般在我国说结构性产品，是专指结构性银行理财产品。 由于结构性产品可以看成是金融衍生品和固定收益类产品的组合，故其符合马科维茨方差均值模型，风险收益特征由这两个部分的风险收益特性及其占比决定。如果金融衍生品本身的风险高，而且结构性产品投资于金融衍生品的资金占比高，结构性产品的风险就高；如果金融衍生品本身的风险低，而且结构性产品投资于金融衍生品的资金占比低，结构性产品的风险就低。此处的风险，是指的最终到期收益率的不确定性，而非亏损的可能性。一般来讲，金融衍生品的收益高于固定收益产品的收益，投资于金融衍生品的资金占比高的结构性产品的收益相对较高，而投资于金融衍生品的资金占比低的结构性产品的收益相对较低。结合以上两方面的分析，可以得出结论：在其他条件不变的情况下，风险较高的结构性产品最高预期收益率较高，风险较低的结构性产品最高预期收益率较低。 金融衍生品包括远期、期货、期权和互换等多种形式。一般用于结构性产品的是期权。嵌入机构型产品中的期权可以是买权（Call option），也可以是卖权（put option）——对于卖权而言，投资者至多损失期权费，承担的风险有限，基于此的结构性产品风险不是很大——投资者总可以在投资前明确，最坏的可能引致的最大亏损基本是确定的。而对于卖权而言，投资者的收益是有限的，至多是期权费，但承担的风险确是无限的——一旦标的资产的价格符合买入期权者的判断，超过了期权费，卖出者将会承担亏损，超过得越多，亏损得越厉害。故基于卖权的结构性产品一般投资者的最大损失都很大，甚至超过了投资的本金，典型的例子如KODA产品。 结构性产品风险即收益的不确定性基本上来自于期权投资，故其设计实际上就是期权的设计，典型的设计包括：收益结构的设计、赎回权/终止权的设计、转换权的设计等。一般这些设计越多，结构性产品也就越复杂，投资者对这些产品的属性就越不清楚。非但如此，即便是部分外资银行的销售人员，也不清楚——实际上，部分外资银行的结构性银行理财产品并不由外资银行开发，而是外资银行向国际投行引进结构性票据代销，如前面提到的某外资银行的QDSN（合格境外投资者境外结构性票据）系类。 结构性产品近期收益盘点 如果单就最近两年到期的结构性产品公布的到期收益率分析，结构性银行理财产品实在算不上高风险领域——在2974款产品中，有86.17%的产品实现了最高预期收益，仅有13.60%的产品实现了最低预期收益。 从绝对收益看，统计期间内仅有数款产品为零收益，没有负收益产品。但这并不能说明结构性产品风险明显减小，有以下两个原因： 第一，部分银行对收益表现较差的产品到期信息隐藏，公布到期信息的产品一般都是收益较好的产品。不可否认的是，经过2008-2009的金融危机洗礼，巨亏的结构性产品饱受诟病，商业银行已经开始注意规避结构性产品的风险。尽管如此，但实际上未达预期收益或者巨亏事件远远比市场公布的多。一个典型的例子便是前面所提到的某外资银行，实际上，该银行面临的不当销售结构性产品诉讼一直都有——其诉讼的触发事件都是产品巨额亏损，产品的亏损情况被投资者通过媒体爆出，但是该银行却几乎从未按照《关于进一步加强商业银行理财业务风险管理有关问题的通知》规定在其网站上公布这些情况。而对其到期收益较高的产品，特别是提前终止到期收益较高的产品，则按时披露，并通过媒体进行宣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