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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代中国德育研究的视域转换 [摘 要] 历史地看，当代中国德育研究“从困境到出路”的取径强化了“向上看”、“向后看”、“向‘己’看”等维度，从而带来浪漫化、悲观化、虚无化等后果。扬弃以上局限，以视域的转换为前提，这意味着从单向地“向上看”、“向后看”、“向‘己’看”转向微观意义上的“向下看”、未来意义上的“向前看”、对话意义上的“向他看”，视域的这种转换同时在更深意义上指向视域的内在交融。 [关键词] 道德教育；视域转换；“向下看”；“向前看”；“向他看” ［作者简介］ 徐龙，华中师范大学学校德育研究中心博士生（武汉 430079） “现代社会道德问题层出不穷，一再突破人类所能忍受的底线……道德教育不但在当今社会所面临的道德问题面前显得苍白无力，而且自身的生存也存在巨大的危机”[]“在一个道德生活和道德教育实际上日益被边缘化的时代”[]“德育理论和实践中的一系列问题表现为一种‘症候群’，其核心是功利主义德育观”[]……综观当前德育研究方面的著作、期刊论文等，可以发现其论述的逻辑多是先指出现实道德和道德教育出现了困境，进而分析这种困境产生的原因，最后给出破解或超越这种困境的出路。诚然，这种研究方式及其成果，在一定程度上给予我们深刻的启发，但历史地看，从困境到出路的运思方式[]强化了“向上看”、“向后看”、“向‘己’看”等维度，从而带来德育研究的浪漫化、悲观化、虚无化等后果。扬弃以上局限，以视域的转换为前提，这意味着从单向地“向上看”、“向后看”、“向‘己’看”转向微观意义上的“向下看”、未来意义上的“向前看”、对话意义上的“向他看”，视域的这种转换同时在更深意义上指向视域的内在交融。 一、研究取向：从“向上看”到“向下看” 研究者从困境到出路的运思方式，首先呈现为宏观的、理论思辨性的取径。具体即，学者从整体出发，针对教育或德育的现实困境，辨析“制造”困境的社会根源和时代背景，进而给出一般意义上的缓解甚或破解这一困境的对策建议。如有学者指出今天的学校教育已经异化成“恐惧教育学”，具体即通过“身份的焦虑”、紧张恐惧的教育气氛、学校的监狱化在制造恐惧，从而塑造了焦虑恐慌的一代、导致了病态竞争的常态化、助长了对人性的不信任。论者进一步指出，“恐惧教育学”的产生与存在不是孤立的，而是“风险社会”在教育领域的回响。据此，剔除“恐惧教育学”，让教育回归和平的希望就寄托在社会的发展变化上。毋庸讳言，研究者出于对学生的关爱，出于对生命的热爱，出于对人类未来发展的担忧，而倡导教育要回归和平、社会要超越功利，这不能不让人感怀和感动。“但是，离开现实功利教育的基础，离开历史发展的可能性以及对现实教育过多地指责，往往会导致对我国目前教育发展状况的极度焦虑和不信任，导致激进的甚至浓厚乌托邦色彩的改革方案满天飞。”[]焦虑的研究者们事实上制造了一些浪漫而又激进的理想，如试图将超越考试、超越功利、坚守教育的独立性等理念引进校园——这是不可能实现的——他们就是在间接地支持自身所批判的“困境”的继续存在。也就是说，研究者给出的“出路”如果是一个永远都可能无法实现的理想目标，那么他们也许就是在无视“困境”。在此意义上，不具备或根本就不考虑“现实性”的出路不再是单向地被用于困境的“解决”，而是在反向地“维持”困境甚或于“加剧”困境，从而异化为困境的某一部分，显得没有“出路”[]。质言之，以“向上看”的方式关照德育问题时，易引致“大而空”的浪漫化的困顿。有鉴于此，有必要在研究取向上注重“自下而上”的转向。 具体而言，第一，“向下看”。研究者需要在力所能及的范围内，“目光向下”选择“微观化的研究对象”[]，重视对日常教育生活中一些具体问题的探索，尽量设身处地去接触、感受和体会现实困境的复杂脉络，据此进行分析、做出判断，从而提出富有解释力和针对性的出路；而非一味地纠葛于力所不能及的“教育问题”（实质是“社会问题”），将解决的希望“只能寄托在社会的发展变化上”[]。这里梁明月的《家校德育责任关系研究：德育责任推诿现象透视》可资为鉴。作者通过实地调研，展现了家校德育责任外推、互推的种种事实，并进一步分析了学校德育工作所遵循的“制度性责任调节方式”和家庭德育所遵循的“利益性责任调节方式”均不可能促进家校承担德育责任，由此提出了第三种调节方式——伦理性责任调节来激励家校共同承担德育责任[]。第二，“坚持行动立场”。考虑到“向下看”仍然是“看”，研究者仍然局限于旁观者的姿态，其成果之于实践境遇仍较为隔膜和生硬。就此而言，研究者需要超越单纯地“冷眼旁观”与“指点江山”，着手行动，从现在开始，从身边开始，促成现实困境局部的甚或零星的改变。杜威在芝加哥创建杜威学校，通过践行民主教育的理念，使“儿童会认识自己的社会关系：即小组里的其他人与自己一样拥有权利和利益”[]。李庆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