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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梦前传:北京梦是怎样炼成?张慈是云南人，中等个儿，长发，喜欢抽烟，偶然也喝酒。在家时，她喜欢只穿一件宽松的男式衬衫。1983年张慈毕业于云南大学中文系后，分配回原籍的《个旧文艺》做编辑。 “那里东边有个老阴山，西边有个老阳山。老阴山比老阳山高，所以个旧的女人总比男人厉害。老阴山上有一个巨大的女性生殖器，这在当地妇孺皆知。在个旧，每天上午十点后太阳才能从老阴山下慢慢爬上来，六点不到就落到老阳山背后了，所以那个地方老下雨，那个地方人的性格也和那个地方的雨一样——绵长、阴冷。” 即使是在日常对话中，张慈也时常夹杂着“绵长”、“阴冷”这样的词汇。上大学时，张慈就迷恋诗歌，喜欢泰戈尔、济慈、尼采，她想“写出牛逼的、有分量的作品”。但是工作之后，张慈发现每天到办公室后，就只能像那些老编辑一样坐在那儿，“也不知道要干嘛，整整一天就如同沙漠望不到边”。在个旧，张慈一个朋友也没有，她也不愿意去交朋友，“喝酒都是一个人”。所以，“那几年极度苦闷和迷茫，也没有任何的创作欲望”。 理想主义者张慈觉得“中国人过得太没意思了，一辈子在一个地方，单调、枯燥得难以相信”。她不喜欢这种一眼就看到尽头的生活，唯一的办法就是叛逆、逃离。其实大学时张慈就没少做过叛逆、出格的事，她曾将头发留到腰际，晚上在宿舍的阳台上穿着红草鞋弹吉他、抽烟、喝酒。她还是云南大学第一个穿牛仔裤的人。 北京梦1.0：狗日的理想 1987年，张慈辞职，带着蓝色牛仔裤和泰戈尔的诗集来到北京，成为一名自由作家。就在同一年，黑龙江人张大力从中央工艺美术学院书籍装帧系毕业，不想回到黑龙江的张大力以自由画家的身份居住在北京，他在圆明园租了个房子，“这样就有充足的时间来创作”。 圆明园附近的娄斗桥是他们居住的地方，每月只需70元便能从当地农民那里租来20平方米大小的废弃平房，稍加修整就能当卧室或创作室。 由于圆明园地处海淀区，紧挨着北大清华，进城也很方便，那时和张慈一样，从全国各地到北京的艺术家、文艺青年大多居住在城乡结合部。当纪录片作者吴文光来到这里时，圆明园附近已经聚集起200多个艺术家。他们多是毕业于北京一些艺术院校的学生，如华庆、牟森、高波、张念、张夏平、康木等人，共同特点是满怀艺术梦想，主动放弃国家的分配，以“盲流”身份寄住在这里，成了京城较早的一拨流浪艺术家。后来他们的故事出现在了吴文光的纪录片里。这部名叫《流浪北京：最后的梦想者》的纪录片记录了1988年8月到1990年10月间，五个人的“北漂”生活。 令人意想不到的是，这个片子先后获得了香港国际电影节、加拿大蒙特利尔国际电影节、日本山形国际记录片电影节等多个电影节的纪录片大奖，也引起国际媒体对这一群体的巨大关注。虽如此，《流浪北京》却未能在国内公开播放，一直以“手抄本”的形式在影视圈广为流传，并被认为是中国第一部真正的记录片。有意无意地，吴文光都给第一拨“北漂族”留下了清晰的影像。 1995年，“圆明园画家村”遭遇变故，被取缔。事情的起因是，初期部分艺术家以较低的价格购买了当地农民的房子，随着大量艺术家的涌入，租金和房产价格水涨船高，所以不少农民集体反悔，要讨回卖出的房子。在北京东边的朝阳区，另一个艺术家集聚地——宋庄，艺术家李玉兰因失去了她的房产而无家可归。当年12月17日，北京二中院终审宣判：李玉兰违反城镇居民不能购买农村宅基地的法律规定，90日内必须向卖给她房子的农民腾房。这条新闻甚在当年引起巨大争议，甚至还出现了一个专有的名词“北漂”，用来指代那些具有一定学历或较高的文化素养、知识技能，在北京寻梦的年轻人，当然这些都是后话了。 北京梦2.0：一夜成名 与第一批到北京追梦的艺术家不同，第二批追梦者以音乐人和影视演员为主。 沈阳人周云蓬就是其中的一员。幼年时，因患眼病，周云蓬彻底失明，留在视觉中的最后印象是动物园里的大象用鼻子吹口琴。“这大概是我后来弹琴、写歌的最初动因”，他说。 1994年周云蓬从长春大学毕业后，被分配到一家做色拉油的工厂，具体工作是呆在家里，每个月去工厂领150元生活保障金。几个月下来，周云蓬实在无法忍受这种“屈辱寂寞的苟活”，于是，他说服父母，背上吉他，去了北京，“想从此洗心革面重新做人”。 在北京，周云蓬找到了工作，那也是盲人最古老的职业：街头卖艺。他每天清晨和小商小贩以及众多普通劳动者一起出发，背起吉他，扛上音箱，卷一张大饼，走到海淀图书城，这是他工作的地方。支好音箱调好弦，就开唱。从罗大佑唱到约翰列侬，到了晚上，背着半口袋毛票和硬币，“回到我的废墟，如果这一天收成好，那么废墟就会变成天堂，我可以买一瓶啤酒。” 几乎和周云蓬同一时间，西北兰州人小索、张铨也来到北京，他们组建了野孩子乐队。开始在北京的酒吧驻唱并且希望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