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产业结构及贸易结构关系实证研究.doc

上海产业结构及贸易结构关系实证研究摘要：本文建立了贸易结构和产业结构优化指标，并对其进行了测算，进而对上海地区的产业结构与贸易结构间的结构优化关系进行了实证分析。最后得出了上海产业结构的高度化与其出口贸易结构优化存在良性互动，上海产业结构协调度的改善有助于其出口贸易结构优化，产业结构的调整并未直接影响上海要素禀赋的调整等三个结论。 关键词：产业结构 贸易结构 结构优化关系 一、引言 H—O理论认为，对外贸易结构是由该国（地区）的要素禀赋所决定的，而Trevor A. Reeve （2006）则在研究中发现，总体要素禀赋在很大程度上解释了产业结构的调整。目前，关于对外贸易结构与产业结构二者关系的研究不多见，且国外学者对此的专门研究更少。但是，国内学者对其研究中形成了几种主流的观点。 李春平（1992），王菲、郑先勇（2011）认为，产业结构和贸易结构是一个体系中的两个子系统，而张亚斌（2000）则将两个结构视为两个独立的体系，不过他们均坚持产业结构决定贸易结构，贸易结构反作用于产业结构的循环互动的关系。金哲松（2003）在实证研究中发现，中国的产业结构与贸易结构间存在一定的背离。尹翔硕（1997），武海峰，刘光彦（2004）等学者认为产业政策和贸易政策的不协调是两个结构背离的主要原因。在张亚斌（2000）结构耦合的理论基础上，袁欣（2010）提出了“镜像”与“原像”的关系理论，认为产业结构与贸易结构间的错位现象是影像投射发生扭曲而导致的。陈虹（2010）指出，贸易结构的超前错位带动产业结构的升级。 为验证产业结构与贸易结构关系，学者们进行了大量的实证研究。目前，实证方法主要有三种：（1）使用并改进钱纳里（1975）的经济结构半对数多元回归模型；（2）基于内生增长理论，建立进出口贸易技术进步模型（赵岩，范文祥，杨菁，2012）；（3）使用韩晶（2000）、蓝庆新、田海峰（2002）所设计的贸易结构和产业结构变化度量指标，运用协整工具、Granger因果关系检验等工具进行的关系检验（陈建华，马晓逵，2009）。其中，第一、二种方法虽能较好的反映贸易结构与产业结构各部分间的关系，但无法从整体上解释两个结构间的关系；第三种方法则在一定解释了两个结构的整体关系，但其只研究结构的成长问题，而忽略了许多重要信息，且该方法并未考虑结构优化问题。 王菲（2011）通过建立产业结构和贸易结构优化指标体系，并对两结构的优化指数进行OLS估计，以研究两个结构的综合效应。该方法兼顾了产业结构和贸易结构评价的多维性，并依据比较优势理论确定了结构的优化目标，能从整体上解释产业结构与贸易结构在结构优化过程中的活动关系。因此，本文借鉴该方法研究上海的产业结构与贸易结构的关系。 根据上海实际可知，第一，上海在人力资本要素禀赋和物质资本要素禀赋、需求方面和口岸功能上有比较优势（李慧中，赵大平，2006），因而应着力发展一般贸易，并培育现代服务业为贸易方式结构优化的目标。第二，从统计数据来看，工业制成品在上海的进出口贸易商品结构中占有主导地位，这符合上海要素禀赋的特征。第三，产业结构软化驱使国际服务贸易的科技含金量不断提高，知识密集型国际劳务贸易比重增加，（施祥正，吴进红，2006）而服务贸易将直接带动该地区现代服务业的发展，促进产业高级化，并形成良性循环，因而服务贸易比重可反应贸易结构的高度化程度。第四，贸易区域结构则应保持一定程度的分散性。上述四个结构调整目标便构成了上海的贸易结构优化指标体系。本文进而运用灰靶理论将该指数体系转换为贸易结构综合指数。 产业结构不断优化升级是经济可持续发展的必要条件。选择指标应遵从科学性原则、全面性原则、独立性原则、可行性原则和稳定性原则（刘淑茹，2011）。产业结构受各种因素影响，指标体系庞大，但就其产业结构自身优化的指标而言，一个简单的指标体系包括两个方面：三次产业比重和三次产业就业人员比重。为了更好体现产业结构整体优化状况，本文选用产业结构高度化指数和产业结构协调性指数两个指标。 建立两个结构指标体系后，本文运用协整关系检验和Granger因果关系检验分别检验上海的贸易结构综合指数与产业结构高度化指数、产业结构协调性指数之间的关系。 二、贸易结构和产业结构优化指标解释 （一）贸易结构优化指标解释 贸易结构主要由商品结构优化指数、贸易方式优化指数、贸易区域优化指数和贸易结构高度化指数构成贸易结构优化指数体系。 1、贸易商品结构优化指数 如上文所示，工业制成品在贸易总额的比重作为贸易商品结构的优化指标。即： ■ 公式1 如果该指标越高，则可反应出该地区的工业化水平越高。 2、贸易方式优化指数 本文将一般贸易额占贸易总额的比重作为上海贸易方式结构优化的指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