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近现代新闻史上夫妻报人.docVIP

中国近现代新闻史上夫妻报人 《新闻爱好者》2001年第10期曾刊有宋素红的《中国近现代新闻史上的夫妻报人》一文，梳理了近现代新闻史上涌现出的夫妻报人。笔者在收集资料过程中发现近现代新闻史上还有一些夫妻报人，特作一补充。 辛亥革命前后的夫妻报人除梁启超、李慧仙，汪康年、禾青，刘师培、何震夫妇外，值得一提的还有吴虞和曾兰夫妇。吴虞在辛亥革命后曾一度担任过《西成报》总编辑、《公论日报》主笔、四川《政治公报》主编等职务，曾因写作《非儒》而遭到四川上流社会驱逐。五四前后，他在新青年等杂志上发表《吃人的礼教》、《家族制度为专制主义之根据论》等文，积极反孔非儒，文笔犀利、分析深刻、批判大胆，被誉为“成都言新学之第一人”、“四川省只手打孔家店的老英雄”，名震一时。他的夫人曾兰是蜀中才女，出生于书香门第之家。曾兰书法精湛，四川省第一份由妇女主办的报纸《女界报》报名，就是由她题写。从１912年开始，她在成都的《女界报》、《妇女鉴》、《国民公报》的增刊，上海的《妇女杂志》、《新青年》上发表了许多文章，如《女界缘起》、《弥勒约翰女权说》、《女子教育论》、《书女权评议》等，宣传女权思想，鼓吹妇女解放，并曾任《女界报》主笔，为大兴女子教育摇旗呐喊。 20世纪30年代初，上海出现了一家独树一帜的书店――女子书店，并发行《女子月刊》，为妇女解放奔走呐喊，影响颇大。它的创办人就是暨南大学教授姚名达和他的夫人黄心免。黄心免原本计划写一部《妇女中国史》，办一家女子图书馆，可惜积累的图书、史料和书稿在“一?二八”淞沪抗战中，被日寇付之一炬。经此重创后她反而更加积极投身妇女解放运动，创办女子书店和《女子月刊》。在《女子月刊》发刊词上，夫妻俩写道：“我们的目的只是想替天下女子制造一座发表言论的播音机，建筑一所获得知识的材料库，开辟一个休息精神的大公园。”《女子月刊》初期由黄心免主编，黄心免去世后，姚名达亲自出面主持，提出一套完善的改革方案，立志要把《女子月刊》的内容充实起来，和最优良的杂志并驾齐驱。改版后果然面目一新。姚名达、黄心免夫妇是文人出身，他们把《女子月刊》当做文化事业来办，非但不以盈利为目的，还把自己的薪金、积蓄投入到刊物中，虽惨淡经营，但一直坚持刊物宗旨，和读者打成一片，颇有特色，一直坚持到“七七”全面抗战爆发后，才不得不停刊。 30年代出现的夫妻报人还有林海音和何凡夫妇。林海音在老报人成舍我创办的北平新闻专科学校就读时，就因写作成绩好，被成舍我从全班学生中挑选出来到《世界日报》实习。1935年，19岁的林海音毕业后，正式进入《世界日报》工作，当起了北平最年轻的记者，采访文教及妇女新闻，并与《世界日报》的编辑何凡相识相知，结为伉俪。出生于书香世家的何凡，排行老六，人称六少爷，自小喜好读书，中英文俱佳，且爱好体育，在当时北平体育文化界颇有名气。夫妇俩后来成为台湾著名作家，也可说终身都没有脱离新闻出版行业。 抗日战争的烽火中有一大批青年人投入新闻工作，在这个特殊领域坚持斗争，因此这一时期出现的夫妻报人很多。现把抗战时参加新闻工作，但在解放战争时期才结为夫妇的也算在这一阶段内一一介绍。 在后方重庆，夫妻报人除陈铭德、邓季惺，徐盈、彭子冈外，还有《大公报》的高集、高汾，《新华日报》的李普、沈容。高集的父亲曾是旧中国铁道部秘书、烟酒税局局长，他姑父是鼎鼎大名的《大公报》主笔张季鸾，这样的家世在当时要谋个一官半职实在不难，但他对当官发财毫无兴趣，非要从事新闻，且不去令人羡慕的《中央周刊》，而进了《大公报》，又不走终南捷径――跑首脑机关，访头面人物，而喜欢跑八路军办事处，交共产党“穷且危险”的朋友。那时他虽还没入党，但周恩来常常给他一些任务，让他利用《大公报》记者的身份做一些工作。在1946年的“下关惨案”中，他和《新民报》记者蒲熙修等一起遭暴徒殴打，伤得最重，这反而更坚定了他的革命信念。1938年春天，江苏江阴沦陷，高汾和姐姐高灏带着寡母从江南一直逃亡到广州，背井离乡，举目无亲，不知出路在何方时，一个偶然的机会，从报摊看到了《救亡日报》，“从郭老题字的报名，我们仿佛找到了精神支柱。”母女三人被《救亡日报》收留，高灏还被聘为报社的外勤记者，高汾虽不是报社工作人员，但享受报社同人的待遇。广州沦陷后，报社撤退至桂林复刊后，因人手少，高汾荣幸地被任命为记者，跟高灏一起搞采访工作，姐妹两人年轻聪敏，经常外出采访写报道，被称作“大高”、“小高”，在当时桂林新闻界颇有名气。《救亡日报》停刊后，高汾来到重庆进入《新民报》当记者，并与高集结为夫妇。抗战胜利后进入《大公报》，和高集并肩作战，两人一生从事新闻。好朋友李普、沈容夫妇的家庭背景正好与高集、高汾相反。沈容出生于地主大家庭，祖父在清末官至江南造船厂督办。但沈容从小叛逆，信仰共产主义，16岁时就秘密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