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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谨守写作规范到探究传播效果一个月以前,我在自己的博客上对北京青年报上我的朋友张天蔚写的一篇社评的标题《孙伟铭案二审改判,既是公正也是警示》提出了探讨性意见:以“公正”和“警示”并列,可能削弱了“公正”这个判断。因为,考虑到这个一审判决死刑、二审改判死缓的交通肇事案件在社会上引发的广泛争议,大家关注的显然主要是公正问题,而不是警示效果。张天蔚在我的博客上留言回复道:“少华批评的有道理,我的标题确实草率了些。我们的社评标题,一般要求比较全面地覆盖文章内容,有时倒勉强了。” 当然,他这是谦虚。但是这里涉及的,显然不是“对与错”的问题,而是一个“怎样才更好”的问题:以一行标题对应全篇内容,究竟是应该选择提示其中一个最重要的方面,还是尽可能“全面覆盖”?这不仅取决于作为标题的一个句子表现力的限度,也取决于现实读者的预期与敏感。从句子的表现力来说,长句子和并列的关系,容易分散表达的力度和感受的力度。而标题在全篇内容中只突出一个方面,则既要考虑这部分内容在全篇中的地位,不至以偏概全,又要考虑到读者的接受习惯和对这种处理容忍的程度。 新闻评论也好,新闻报道也罢,涉及“应该怎么写”的问题,有一些属于规范问题,有一些属于效果问题。规范问题,就是“必须如此”的问题,不如此就是犯错误;而效果问题,则是“怎样更好”的问题,实际上是一个感觉、判断、选择的问题。我感到,过去新闻评论的教学中这个界线往往分得不是很清楚,往往把效果问题当规范问题来讲了。这一方面把新闻评论讲“死”,使学生或初学者面对现实表达方式的多样化产生不少困惑;另一方面,也遮盖了传播效果的经验性来源,切断了对于传播效果进行实证的可能。 在本学期的一次本科评论课上,我和同学们讨论分析一篇评论《作家富豪榜:一个人的排行榜?》――它的论点,到底是什么?我是在提出“一篇文章可不可以有多个论点?”这个问题之后,请同学们对这篇文章进行阅读和讨论的。这是因为,我疑心这篇文章有两个论点:其中一个论点――如标题所暗示的,是质疑2007年由吴怀尧制作的以图书版税为基础的作家排行榜的权威性,以至于消解当代各种排行榜的价值;另一个论点,则可能是在文中占用了两个自然段,并且在最后一段的总结中得到突出的议论,即应当以对社会的精神贡献作为评价作家的标准。 有一位同学在发言中明确指认:这前后两部分议论内容是两个不同的问题;它们之间并没有逻辑关系。还有同学从作者的写作、传播意图上理解,认为,新的榜单出来了,名列这一个榜单上作者和前一年榜单上的作者,各有不同的拥护者,一方对这个榜单表示拥护,另一方对这个榜单表示质疑,这篇评论正是从两个方面“安慰”这两组不同的读者群体。因此,表面上看,这两部分内容没有逻辑联系,但从传播要实现的意图来看,它们又紧紧连在一起。另有同学从作者的思路和写作过程的逻辑来分析:前半部分关于作者与金钱关系的议论,是作者面对这个排行榜引发的争议,对这个排行榜本身做出的一个判断。由这样一个对新闻事实的基本认定,过渡到应当怎样看待当代各种各样的排行榜――后面才是产生论点的议论。只是由于前面关于作家与金钱的关系、作家的评价标准问题文字太多了,在文章中的地位太突出了,才使得被人疑心为两个论点。 同学们从不同角度对作品合理性的分析使我感到:针对一篇具体作品,当我提出“应该有一个论点还是有两个论点”的问题时,我是从“规范”的角度提出问题的。但是,当同学们对具体作品表达感受和进行分析时,却不知不觉地进入了实际效果的层面,即无论作品到底有几个论点,这样的表达,到底效果如何,怎样更好? 我想,多数新闻评论教学中的问题,在面对实际作品时,都会这样转化的,即由规范问题到效果问题。规范问题一般是不可以讨论的,因为上升为规范的,已经是普遍接受的结论。但我觉得,在人的表达方式的问题上,不妨还是“后退一步”,把一些规范问题,看作是效果问题,即:以在传播和接受中的实际效果来验证它为什么是规范,是否值得尊为规范。对于教学来说,更是如此:讲规范,容易讲成僵化的“教条”,而讲效果,则既可以把我们引向更为丰富多样化的表达现象,也可以把我们引向读者真实的感受。同时,它还给用实证的方法来研究新闻评论的写作留出了空间。 如今,当代中国观点表达的空间比以往大了许多,报纸的言论版、网络论坛和个人博客,评论活动的参与者也由过去局限于新闻从业者群体扩展到各种社会角色。他们的专业背景不同、表达习惯不同,因此,也自然会出现比以往丰富得多的表达样式,这也需要我们这些专门琢磨表达规律的人(评论课教师),一方面开放心胸和视野,不被评论教科书的规范所局限,观察和接纳那些有效的多样化表达形式;另一方面,则要在更开阔、更丰富的表达方式的基础上,用新的方法摸索观点表达和接受的规律。 其实,在我看来,无论是在报道还是在评论中,除了扭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