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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道德监督报道看媒体社会责任缺失新闻观点的倾向和预判 备受媒体关注的“八毛门”事件，最终以让媒体难堪的方式关上了大门。新生儿生病，家长陈刚带患儿到深圳儿童医院就医，医生诊断称需花数万元做手术，家长拒绝后将孩子转到另一家医院，声称花八毛钱就治好了病。医院一时成为众矢之的。可不久孩子病情再恶化，家长将孩子带到武汉的医院，诊断结果与深圳儿童医院一致，处置方法也基本相同，家长因此向此前受到舆论冲击的医院公开道歉。 “八毛门”事件刚出来时，各大媒体就抢先报道，深圳新闻网的新闻标题为《婴儿被诊断需做10万元手术 最终用8毛钱药痊愈》，《郑州日报》的新闻标题为《10万元为什么败给了8毛钱》，《东方今报》的新闻标题为《8毛钱与10万元的终极PK》……而且报道内容中充斥着“过度医疗”、“以药养医”、“医生拿提成”等论断，媒体先于司法对该案进行审判，这种鲜明的立场，使本就紧张的医患关系雪上加霜。 家长道歉称问题出在自己的无知和冲动上，误导了媒体。可媒体应是医患间中立的第三方，在医患发生冲突时应站在不偏不倚的公允立场，用扎实的调查而不是想象的新闻去报道冲突双方的声音。但在这起冲突中，不少媒体基本是被声称“八毛钱治好10万元病”的家长牵着鼻子走的，缺乏专业的报道和独立的判断，本能地认为医院乱诊断乱收费，先入为主地将这一事件当成了“抨击医疗乱象”的典型。 同样的，在“小悦悦事件”中，媒体在感情上的倾向和预判很多――媒体一直在强烈地谴责那18位见死不救的路人，虽然某些路人在道德上的欠缺无法逃避，但不能以偏概全、一概而论，为什么媒体对其“没有看到”的辩解不以为然？从事件之初，媒体就持“肇事司机难逃法律严厉制裁”的言论，但当时还没有足够的证据判定这位肇事司机到底是故意杀人还是过失杀人。此外，媒体过分地对路人进行谴责，却把其他人的责任相应弱化，比如小悦悦的父母对孩子的监护到位吗？是否也应该承担相应的责任？从某种程度上看，这些报道的视角并不客观公正，对公众的价值判断有一定的误导。 新闻框架理论认为，媒体不是被动地反映现实，而是以特定的视角和手段，有选择地将“现实”重新建构。新闻报道通过定义问题、责任归因、道德评判和处理建议，影响着人们对周围大事的认知、理解和判断。在媒体的建构之下，公众的舆论毫无意外地倾向于媒体的声音，这也是“小悦悦事件”发生后舆论一边倒的重要因素。 在道德监督报道中，新闻媒体尤其应该注重新闻镜像的平衡和真实。这里所讲的“平衡”，来自《南方周末》记者傅剑锋的观点：“在调查上态度是冷静与中立的，在语言表述上是不作价值判断与价值预设并且中性化的，在整个报道形式上是关键均衡并且富于建设性的。这就是我所认为的平衡的基本内涵。” 突发事件报道由于其特殊性和不确定性，应对于观点的交锋和客观的事实予以最大限度的客观呈现，将其中的是非曲直，交由读者去思考和判断。特别是在负面报道中，媒体要着重于第一手信息和多方观点的采集，注意权威性意见的整理和建设性意见的提出，避免预先的价值倾向判断影响报道的客观性，更要避免用“媒介审判”形成公众意志与司法独立之间的观点上的对峙。 新闻消费主义的媚俗化倾向 反观“小悦悦事件”，媒体的报道在人文关怀上是缺位的。比如图像符号对视觉的冲击，她被撞的那一段血腥视频在各大电视台和网站被反复播放，媒体还在视频上对过路人进行序号标注，这很容易对公众心理产生不良影响；还有对新闻源的重复使用，也就是对好心人陈贤妹救人动作的反复回放。究其根本，是一些新闻媒体在“新闻消费主义”、“新闻平民化”的幌子下，热衷追逐、满足受众的感官需求，而放弃了对人性更深切的关怀。 当新闻事件发生时，媒介的介入往往是放大了承载着社会公众意志的舆论的声音，而当舆论的声音形成后，新闻的媚俗化又在无形中加剧着公众舆论的威力。 在南京“彭宇案”之后，媒体在报道类似事件中存在着偏颇，经常直接给救助者贴上彭宇的标签，将其简单地符号化、模式化；很少有去进行扎实的调查，缺乏对整个事件的冷静分析，一些报道甚至不去采访当事人；还喜欢用诸如《又一起南京“彭宇案”》、《又一起天津“许云鹤案”》等刺激性标题。媒体这种感性的分析迎合了公众宣泄的需求，自然会引起公众的强烈反响，带来更多的新闻点击。 “八毛门”事件中，患者夸张的描述，“八毛钱治好10万元病”的诱人冲突，多么符合报道者对“医疗乱象”的想象，多么适合做大新闻。于是，急于消费公众情绪的报道者，便在患者的一面之词下失去了客观的理性，被这个爆炸性的不实信息所俘虏。 但这样的报道只把事情的一个方面或表象呈现给人们，根本没有深挖其背后的多种影响因素，弱化了事情的真相与关系，很难谈得上客观、公正和全面，而是将新闻大大消费了一把。而且受众以为这就是事情的本来样子，即使后来媒体还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