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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音乐作品形式研究到内涵体验文章编号：1003-7721（2012）04-0013-09  摘 要：音乐作品的形式与内涵是相辅相成的，音乐的内涵是从形式的表现中透露出来的；对内涵的理解是一个包括情绪、情感、时代、风格、思想与精神体验的综合过程。表演者的共性诠释在理解和体验作品的形式与内涵的过程中承担着传达与深化的作用。本文以贝多芬的《钢琴奏鸣曲》（Op.106）为例，来阐述音乐作品的形式与内容（内涵）的关系。 关键词：音乐作品；形式分析；内涵体验；贝多芬；《钢琴奏鸣曲》（Op.106） 中图分类号：J614 文献标识码：A DOI：10.3969/j.issn1003-7721.2012.04.002 作者简介：高拂晓（1977～），男，文学博士，《中央音乐学院学报》编辑、中央音乐学院副研究员（北京 100031）。 收稿日期：2012-03-29 音乐作品的形式与内容（内涵）的关系问题是音乐美学的一道难题，在音乐思想发展史上，形成了两种核心观点，一种是音乐形式论，另一种是音乐表现说。而在音乐审美经验中，形式与内容是紧紧联系在一起的不可分割的两个部分，即在音乐作品的审美体验中，没有无内容的形式，也没有无形式的内容，形式与内容在人的认知与理解中形成了有机的融合。本文旨在通过一个个案研究来试图验证这样一个问题，即艺术音乐是有内容的（有表现力的），音乐的内涵体验是一个从形式到精神的综合过程，中西方在音乐内涵体验上存在一定文化差异，但共性阐释是可能的。 一 在有关贝多芬的钢琴奏鸣曲Op.106的分析文献中，有两个经典的分析案例：一个是查尔斯·罗森（Charles Rosen）在《古典风格：海顿、莫扎特和贝多芬》中的分析[1]；另一个是罗伯特·哈腾（Robert S. Hatten）在《贝多芬的音乐意义：标记、关联与阐释》中的分析[2]。 罗森对贝多芬的分析关注的是一种古典风格范式，特别是来自海顿、莫扎特的古典句法规则和曲式框架，甚至是巴赫的复调对位手法和巴洛克的变奏原则的延续和发展。在罗森看来，调性和声的功能性布局在曲式结构发展中的作用是古典风格的一种核心力量。一方面，贝多芬在保留海顿、莫扎特的古典框架的基础上，拓展了调性发展的原则，突破了主属功能的核心地位，甚至在调性三和弦的背景上运用了色彩和声，并且在和声的连接上预示了浪漫主义的发展（舒曼、肖邦）；另一方面，贝多芬利用极简化材料的有机性和即兴性展开原则，形成了具有对抗性的主题发展和变形，制造出一种大范围的与调性中心相对抗的强烈张力，凸显了浪漫主义的风格特征。具体体现在贝多芬钢琴奏鸣曲Op.106中，“三度下行”（大小调）原则是整个奏鸣曲的核心力量。一方面，“三度下行”原则不仅存在于乐章与乐章之间，同时也存在于乐章内部；另一方面，“三度下行”不仅指调性转换，而且形成了旋律进行风格。因此，“三度下行”bB（B）大小调—#F（F）—G—bE成为贯穿整个奏鸣曲的线索。同时，bB大调和B大调的二度转换和“三度下行”运动还形成了强烈的调性张力。 罗森对贝多芬的分析是一种以风格为目的的形式分析，他认为贝多芬在音乐中实现的是一种风格形式的自我参照（特别是复调手法的运用）。罗森认为，贝多芬在Op.106中体现出一种风格的极端表现，是贝多芬严肃、古怪和冷静的个性之写照。那么，贝多芬在表现什么呢？罗森难以给出这个答案。在音乐的形式与内容问题上，罗森是一个形式论者。他说：“我们既不能否认音乐具有意义，也不能否认音乐所指示的最为明晰的通常是其自身。”[3]虽然在分析贝多芬的作品之一开始，罗森就提出了在最后的岁月中，贝多芬感到孤独；也提到了对悲伤的深刻表现是贝多芬最打动人的成就；同时，他还提出作品本身用某种形式扩展了形式与内容的联系。但问题的关键是，他认为内容就是主题（subject-matter），这种主题根植于调性结构中，形成了被我们理解的一种力量。罗森的这种分析思想事实上把他局限于音乐的形式结构中，阻碍了他去揭示音乐意义的可能性。 与罗森不同的是，哈腾则把注意力集中于贝多芬音乐的意义阐释，试图解释贝多芬的音乐形式所具有的表现意义。哈腾极为细致地分析了贝多芬的Op.106第三乐章，哈腾的分析可以说是一种微观细节结构与表现的分析案例，似乎让我们想到了柯克早些年在《音乐语言》[4]中对音乐的情感表现的分析。他认为，不管是表演者还是听众，都会对音乐产生一种情感的反应，这种反应具有符号学上的相关性，通过某些风格化的音乐语言——标识性（markedness），表现性的意义可以被传达出来。 在哈腾的分析中，第三乐章的#F小调与整个乐曲bB大调的大小调对抗与古典时期的“悲痛和非悲痛”表情相关联；远关系调与近关系调的对比与“极端化和常态”相关联。这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