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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中国文化经典研读》教材使用策略经典阅读是一种文化过程体验，是学生可持续发展的重要依托。《中国文化经典研读》作为新课标高中语文选修教材之一，让中学生零距离地接触中国文化经典，这对学生品味文化经典的永恒价值、提升文化素质以及为他们将来进一步阅读经典都将起到重要的作用。 作为教师，在对教材进行深入分析的基础上，为更好地发挥教材的效力，实现教学目标，满足学生发展需求，我认为在教学实践中更要注意灵活处理好以下几个方面： 一、相得益彰之“必修”与“选修” 《高中语文课程标准》在选修课程的开设上，理论层面的要求很明晰，但不少学校在实施中，开设的选修课则属徒有其表。最终学生手中拿到的是固定的课本，同一班级的学生依然坐在同一教室与同一位教师共同完成选修课的学习。因此，在选修权已由教育行政部门越俎代庖、学习材料相对统一的情况下，作为课程执行者的教师，所能做的就是在三尺讲台前尽可能地为学生找到一些选择权，[1]教师就要用心考虑如何体现选修课的特点，如何体现出与必修课的不同，如何在选修课程中回应必修，做到融会贯通。 必修是选修的基础和前提，选修是对必修的延伸、拓展、补充。比如《左传》中《晋灵公不君》一文可与必修1中《烛之武退秦师》一文在教授中既要体现出关联，又要体现出不同。在讲授《烛之武退秦师》时，根据课标中对必修课程文言文阅读的要求，即能借助注释和工具书，理解词句含义，读懂文章内容，了解并梳理常见的文言实词、文言虚词、文言句式的意义和用法，注重在阅读实践中举一反三。考虑到此篇文章是学生进入高中学习的第一篇文言文，因此在讲授时教师会介绍《左传》的相关内容，引导学生进行文言基础知识的积累。而针对选修课文《晋灵公不君》，根据课标要求，教师应该根据学习内容的特点，依据学生的学习风格、认知水平及学习起点，将学习内容的选择确定权交给学生，因此学生就能根据自己的阅读兴趣、阅读心理、阅读积累确定自己想学习的内容，在整体了解内容的基础上，有侧重地进行探究学习。比如有的同学把学习重点界定为把握《左传》的精神特点，获得“鉴往知来”的历史智慧；有的同学把重点界定为分析人物形象，在精美文笔中获得艺术享受；有的同学把《晋灵公不君》和课本中《直书》做参照阅读，体会史家秉笔直书、不避强御的“实录”精神。 选修教材中的有些篇目与必修教材中的课文是有一定关联的，在教学中我们可以把二者勾连起来，互相印证，互为补充，以达到温故知新、融会贯通的目的。[2]“儒道互补”这一专题的部分篇章，可以与学生晨读诵读的《论语》中部分语段、必修3中庄子《逍遥游》进行比照阅读。在教授《论语十则》时，引导学生联系以前读过的内容，把意义相关的语录放在一起，比如关于学习、关于志向、关于仁等，就某个问题引导学生进行比较深入全面的探讨。在教授《老子五章》时，回顾《逍遥游》中庄子道家思想的体现，进一步在学习中深化对道家老庄思想的认识，培养学生思考意识、把握辩证思想，启发学生善于从不同角度、不同层面思考和处理问题。在安排教学时，不以一篇文章作为讲解点，而是以一个单元或一个类别为讲解点，这就充分发挥了选修教材是必修教材的延伸和拓展的作用，使得学生对必修已学知识有了更高层次的概括性认识和学习能力的升华，而不仅仅停留在对单篇文章的理解和分析上。 二、不可或缺之“选修”与“高考” 语文的知识与能力是一个庞大的结构，互通互融，难以割裂，必修、选修归根到底都是在“语文”的范畴之内，都是培养语文素养，都是与高考内容有关联的。事实上，选修模块的知识与能力不仅体现在选考板块，也同样渗透在必考板块，不过呈现方式有显性与隐性之别。[3]如今，家长、教师、学生面对高考的巨大压力，在学习中不可能完全摆脱高考指挥棒的控制。因此，在选修模块的教学上，我们不但要坚持新课程理念，坚持教学规律，不断提升学生的语文素养，同时也不能完全没有高考的功利因素，实践中适当针对高考，也未为不可。 高考中的选考题主要体现在“鉴赏评价”、“探究”等较高层次的阅读能力要求上，尤其是探究题作为新的题型，必将成为具有强大生命力的考试题型，它使选考题具有鲜活的色彩。探究题作为阅读能力要求的最高层级，也对应了选修模块的模块属性。在选修模块的教学和复习备考过程中，要把重点放在对学生发展性素养的培养上，培养学生深入思考及探究的能力，同时也可关注高考试题，注重鉴赏和探究能力的训练。 《中国文化经典研读》与新课程高考之间也有千丝万缕的联系。 宁夏、海南高考题中文言文阅读，常涉及史传类文章。教材中第三单元“春秋笔法”、第六单元“家国天下”的内容在教学中可考虑相关内容的强化。如，《晋灵公不君》中引导学生熟悉《左传》的文学笔法，在人物形象和叙事特点方面多加注意，向高考文言语段迁移。“家国天下”中学生会接触《贞观政要》，这是一部被誉为“了解中国古代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