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欧苏手简》所收欧阳修尺牍.docVIP

关于《欧苏手简》所收欧阳修尺牍摘要：《欧苏手简》收录欧阳修、苏轼尺牍各二卷，将其所收苏轼尺牍与现存《东坡续集》比对，可推断此书为选本性质。在此基础上，假设此书所收欧阳修尺牍亦从欧集选出，则通过比对分析，可知选编者所据之欧集，乃早于周必大编定本，很可能就是所谓绵、吉本。果然如此，则从《手简》选录范围来看，绵、吉本对欧公尺牍的结集，已具相当规模，接近于周必大初编本。所以，《欧苏手简》可帮助我们更详细地了解欧集形成史的某些局部。 关键词：欧苏手简；吉本；欧阳修 《欧苏手简》四卷，包括了欧阳修和苏轼的尺牍各二卷，书首有金元之交的文人杜仁杰所作的序。此书国内不传，而在韩国、日本则有刊本多种。据我所知，张智华《南宋的诗文选本研究》首先介绍了此书的存在，嗣后祝尚书先生撰《（欧苏手简考》，对版本、编者和编刻时期加以考证。祝先生把序言作者杜仁杰认作此书的编者，通过对杜氏生平事迹的梳理，来推测此书编刻于元灭南宋之后。对于这四卷尺牍的内容，祝先生评价不高，认为其“所收为欧阳修、苏轼书信，单从内容论，无甚特别处，盖从欧、苏二集选录”。不过，他没有详说这“欧、苏二集”具体指的是什么样的集子。 祝先生所见的《欧苏手简》，乃日本天明元年（1781）刊本，而此书实有更早的正保二年（1645）刊本，藏在东京的内阁文库，日本著名学者长泽规矩也编《和刻本汉籍文集》，于第20辑影印了这个正保本。如果祝先生有条件拿正保本与天明本对比一下，就肯定不会作出以上的判断。天明本是按正保本重刊的，但在重刊时，将书中所收的欧、苏尺牍与通行的欧、苏别集认真比对了一番，并依据别集，将正保本的“错误”统统“校正”了。这样一来，天明本虽然留下了校记，但其正文内容却与欧、苏别集一致，确实“无甚特别处”了。可是，回过头来看正保本，却实有其特别之处，至少它保存着那些被天明本“校正”的“错误”，也就是它跟欧、苏别集的不同之处。下文我将考明，这些“错误”晗恰就是它的文献价值所在。 关于苏轼的传世尺牍，我曾发表过《东坡尺牍的版本问题》一文，其中对《欧苏手简》所收的两卷苏轼尺牍也有所考辨，兹将结论简叙于下，以为下文考辨欧阳修尺牍提供基础。 明刊东坡七集之《东坡续集》12卷，其卷四至卷七为“书简”，约800首。与现存其它有关资料比对，可知这是两份资料拼接而成的，以卷四第165首《谢吕龙图》为界，前一份资料与《永乐大典》卷11368“简”字下所抄《苏东坡集·书简》近同，以受书人为序编集，这里简称为A；后一份资料则与明刊《重编东坡先生外集》卷63至81“小简”基本相同，按尺牍写作时地为序排列。当然，《续集》在拼接时要删除两份资料中重复的作品，其操作方法是：优先录A，而从后一份资料中删去重复。这样，A的面貌显得相对完整。仔细考察A的受书人排列顺序，可以发现它与《欧苏手简》的两卷苏轼尺牍存在着十分明显的关系，如： A的开头部分为：李方叔——陈公密——徐仲车——吴秀才——彦正判官——毛泽民推官——陈辅之——司马温公——鲁直——陈传道。 《手简》卷三的开头部分为：司马温公——李方叔——程公密——徐仲车——毛泽民推官——陈辅之——黄鲁直——陈传道。 A的中间有这样一部分：朱康叔——胡深夫——朱行中——李之仪——冯祖仁——黄师是——广西宪曹司勋——晦夫——范梦得。 《手简》卷四有这样一部分：朱康叔——胡深夫——李之仪——曹司勋——晦夫——范梦得。 A的结束部分为：陈怀立——孙叔静——刘贡父——曾子宣——李公择——姜唐佐秀才——傅维岩秘校——林天和长官——张朝请——汉卿。 《手简》卷四的开头部分为：程怀立——刘贡父——曾子宣——姜唐佐秀才——罗岩秘校——林天和——张朝请。 从这三个部分来看，除了将“司马温公”提到首位外，《手简》的名单似乎是从A中选录出来的。若再仔细核对相同人物名下所收的尺牍，则可发现，A所录数量往往远多于《手简》，且《手简》所录者基本上以同样的先后顺序被包含在A中。所以，就以上重合部分来说，可以肯定《手简》是从A中选出的。但是，除了这三个重合的部分外，两者毕竟还有不相同的部分，而且A总共才收录41个受书人，而《手简》多至83人，其范围远广于A。那么，这两者之间应该是什么关系呢？我以为，这应当是残本与选本的关系。也就是说，两者有一共同之祖本，A是其残本，而《手简》是其选本。A虽是残本，但所存部分犹为全貌，故能包含《手简》的相关内容；《手简》有取有舍，却是从全本中选出，故大量内容逸出A之外。《手简》有杜仁杰序言，表明其文本于金元之际已存在，由此推论，祖本很可能是宋本。 换句话说，曾经存在一个宋本的苏轼尺牍集，其全貌并未流传下来，只有一个残本，就是A；而《欧苏手简》的编者，却有机会获得这个完整的宋本，从中选出了两卷苏轼的尺牍。那么，如果我们由此确定《手简》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