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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网络参政及其弊端思索 自世纪之交至今,中国经济社会的发展走向了一个历史性的新阶段。在此阶段,网络日益深入到中国的社会经济发展领域,形成了一种不容忽视的重要力量。众多公民通过网络介入、评论、干预社会生活和政策决策,使网络参政成为公民参政的一种方式。 网络参与:中国经济社会发展新阶段公民参政的新方式 1975年周恩来在四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上的政府工作报告中强调,在本世纪内,中国要全面实现四个现代化。①21世纪的曙光,昭示着中国第一代领导集体宏伟蓝图的基本实现,也映照着中国经济社会发展的新阶段。在新世纪现代化的征程中,中国昂首阔步地融入世界潮流。 党的十四大提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概念。中国经济稳步地向多元化方向前行。在经济社会发展新阶段,法制建设、参政机制和技术条件不断健全,为公民网络参政提供了制度和渠道的保障。据《温州商报》报道,从2008年12月29日开始,温州市政协九届三次会议向社会公开征集提案线索。截至2009年1月30日,共收到市民以网络和信函形式提交的线索105条,其中72条被采纳为提案线索,印发给市政协委员供其准备参加政协全会时参考使用。民主政治的不断进步,激发了公民参政的热情。 公民参政的方式是多种多样的。基层组织采用的面对面恳谈是手段之一,这种方法无需技术支撑,直接而有效。但作为设区市甚至省份和国家,恳谈显然不能实现远距离和大规模的接触,其交流的时间成本和机会成本也非高层管理者所能承受,因此,利用现代科技扩大信息传播,优化公民参政的途径,加大公民参政的空间和机会,就成为新时代政府管理者必然的选择。发端于上世纪末的互联网,以其开放性、匿名性、自由性、无空间界限性等巨大的优势,在各种参政手段中脱颖而出,成为我国历史新阶段公民参政的重要手段。 网络社会:一个需要规范和引导的公民参政领域 网络参政是一个成长中的新生儿,它既有促进行政决策民主化、科学化,扩大公民参与体制内民主的途径等积极正面的作用,又难以避免无序化发展运行的缺陷。网络社会是一个需要规范和引导的参政领域。 1.网络空间具有虚拟性、匿名性,许多上网个体穿上了“网络马甲”,无需为自己的言论承担法律和道德责任,有人可能失去自律,进入“去个性化”与“去责任化”状态。 在网络环境中,信息容量具有无限性,任何团体和个人都可以在互联网上表达自己的政治见解。他们通过网络下载信息,从登陆到发布都是由服务器自动完成,没有传统媒体那样的“把关人”层层审核,加上有“网络马甲”的隐身掩护,在网络上很容易出现信口雌黄、粗暴无聊、人身攻击的倾向。例如,2009年10月12日,有写手以“闫德利”名义开设博客,在发布信息的同时,还粘贴了大量闫德利的日常照片及艳照。博文自称曾经被继父强奸,后沦落到在北京卖淫,并患有艾滋病,更公布了引发媒体热炒的279个“嫖客”的电话号码,此事件在网络上迅速传播开来。事后警方查明这些是闫德利的前男友杨某的诽谤陷害。②类似事情同样可以发生在网络政务上,造成恶意破坏政务活动、中伤公务人员、散布虚假政策信息、危言惑众等诸多挑战网络参政的恶劣行为。 2.贫富不均、技术差异等原因会造成网络参政机会的不平等,这些必然给网络民主带来难以克服的负面效应。 我国东部沿海地区拥有绝大部分的网络资源,而欠发达地区网络资源相对匮乏;城市网络资源丰富,而农村网络资源相对薄弱;有文化的人使用网络机会多,而文化水平低的体力劳动者往往无缘于网络。公民参政的本质是使所有利益相关人都能参与公共事务的讨论和决策,而网络技术恰恰限制了很多人的参政,这是网络参政的悖论。现代社会的公民导向是平等、公平、和谐、共享,而技术精英却在某种程度上利用自身的技术优势操纵了网络参政的方向和范围,在涉及对民生问题的公共政策进行参与时,网络途径可能在城乡差别以及东西部巨大的“数字鸿沟”前陷入困境。排除在网络参政之外的农村与西部民众的政策意向可能被忽略,这就造成了网络参政的代表性弱和实际上的不平等。 3.网络参与的非正常和非理性因素干扰网络参政的质量。 非正常因素至少有三点:一是黑客侵犯政府网站,盗用滥用公民的个人信息,侵犯公民隐私,使公民的个人权利得不到保障,公正的参政也就落空。二是经济利益主体出于某种需要,利用技术和信息优势误导网络舆论,破坏网络参政的真实性、客观性、公正性。三是网络参政的法制治理缺席使得某些参政者将网络作为肆意妄为的平台,随意发表偏激言论,发泄对政府或他人的不满。 非理性因素,一是部分网民好狠斗勇,崇尚暴力,性别错位,心理变态,导致了人与人之间情感疏远、紧张,公民参政可能受到情感上的伤害。二是在网络参与中存在”沉默的螺旋”效应。人们往往希望别人赞同自己的政策观点。自己的帖子点击量高,就欣喜地参与,并促使其向更大范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