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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层农村治理中干群关系历史比较研究 [摘 要]中国古代农村社会在士绅自治背景下形成的互惠互利型干群关系是古代农村社会长期稳定的一个重要原因，探究其背后的治理逻辑对于今天的农村治理具有重大的启示意义。在村民自治背景下应当贯彻党的群众路线，强化权威的社会基础，重建基层政权和地方利益共同体的息息相关的密切关系，实现互惠互利型的干群关系的回归，实现基层农村的长治久安。 [关键词]农村治理；干群关系；村民自治 [中图分类号]D267.2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9 — 2234（2012）06 — 0088 — 02 一、传统农村社会干群关系分析 农村稳则国家安，农村治理的好坏与否关系到我国社会的长治久安，因此农村治理成为党和政府以及专家学者关注的焦点就不足为奇了。八十年代，随着人民公社体制的解体，基层农村治理权力出现短暂的真空，村民自治应运而生，基层群众自治制度也跻身为我国的一项基本政治制度。在过去的二十多年里，村民自治取得了毋庸置疑的成就，但也暴露出不少的问题，这在村民自治领域的专家徐勇、赵树凯、于建嵘等人的研究里可以证实。个别地方村民自治流于形式、两委矛盾、宗族复兴等，显示出农村治理的复杂性，也表明基层农村的治理不会因一项制度的制定而一劳永逸。 如欲实现农村的善治，必须对治理的对象有深刻的了解。只有深入农村社会的内部结构，形成对农村社会内部结构的科学合理的认知，才能对症下药，探寻到合适的治理途径。农村社会内部的结构极其复杂，有着多维的角度，文化的、政治的、历史的、伦理的，任何一维角度的分析都不免陷入盲人摸象的误区。本文选取农村治理中的核心一环—干群关系，运用社会学的方法，从历史的角度进行阐发，探究农村治理的传统逻辑，反照当下，以期有资于农村治理的改善。 中国传统农村社会呈现出国家行政权和地方自治权二元并存、共同治理的特点。“皇权止于县”，在广大的农村，真正发挥效用的是地方的自治权。国家对高度分散，蜂窝状的小农社会施以的控制，受到人力、物力、财力和治理能力等因素的限制，其控制的广度、深度和力度都是有限的，不可能将国家权力延伸至基层每一个村落。马克思·韦伯在分析传统中国国家与社会关系时，有过这样一段概括：“事实上，正式的皇权统辖只施行于都市地区和次都市地区......出了城墙之外，统辖权威的有效性便大大地减弱，乃至消失。”〔1〕吴理财也认为：“在中国，三代之始虽无地方自治之名，然确实有地方自治之实，自隋朝中叶以降，直到清代，国家实行郡县制，政权延于州县，乡绅阶层成为乡村社会的主导力量。”〔2〕实际上，中国传统社会同时处于两种权力的相互作用与控制之下，一种是官方的行政控制系统，另一种是由家族制度和地方士绅构成的非官方地方自治系统，从而呈现出行政权与自治权二元并存的特征，这和费孝通“双轨政治”的概括是类似的。对此，徐勇教授指出：“事实上，在治理古代乡村社会的权力体系中，除一开始就包含有自上而下的行政权因素之外，还具有乡村社会成员自我管理内部事务、寓于社会之中的自治权因素。古代乡村权力体系从来就具有行政权与自治权并存的二元性特征。”〔3〕在古代乡村，行使自治权的有族权、绅权以及保甲制，其中最为重要的就是绅权。在传统乡村权力结构中，绅权是重要的权力形态。所有研究乡村政治的学者都特别强调代表绅权的士绅在乡村社会地方治理中的作用，以至于称古代乡村社会为“士绅社会”。 关于什么是士绅或绅士，学界的看法并不一致。笔者认为士绅身份的获得与财富、学历、公共身份等密切相关，但这不是核心的因素。财富和学历仅仅为其获得士绅身份提供了经济和文化基础。而公共身份的获得则基于对地方公共事务的参与，对地方事务的社会责任，没有这种参与就无法获得声望和权威。 由于士绅自身在政治、经济和社会地位方面的优势，使其在以血缘、地缘为纽带的乡村社区具有较强的感召力和影响力，由此，使他们成为地方的直接统治者，并能将乡村权力体系中的行政权和自治权因素融为一体。一方面，封建国家需要借助士绅在地方的影响完成赋税征收，维护地方秩序的作用，他们往往是地方官府依靠的对象。另一方面，个体农民又需要士绅的保护和帮助，如通过与官府有联系的士绅的影响，使官府的压迫剥削缓和一些，要求官府解决乡村社会成员及社区间的冲突。这样，士绅就成为了沟通上与下，官府与民间的媒介。同时，士绅以其自身的威望在地方社区自治中发挥着重要的作用，如发起组织兴修地方公共水利工程，学堂，组织地方自卫组织，调节社区成员间的矛盾，调节宗族之间的纠纷。“总之，绅权作为一种地方权威，与皇权和族权共同构筑了中国传统乡村社会的权力体系，士绅们在乡村社会里发挥着各种影响和作用，是乡村自治政治的重要纽带”。〔4〕 士绅阶层既与国家官僚体系休戚与共，又与基层民众保持着密切的关系，成为官与民之间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