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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党梆子异地传播和流变探究 　　摘要：本文以上党梆子这一多声腔剧种为个案，对上党梆子”昆、梆、罗、卷、黄”五种声腔传播至上党的途径与可能性做了辨析，并对枣梆、西调这两大上党梆子嫡系姊妹剧种与上党梆子的渊源关系进行了分析，着重探讨上党梆子在传播交流过程中，是如何在本土音乐基础上与异地音乐碰撞、融合而产生变异的，进而对传统音乐的异地传播与流变现象提供一个个案参考。 关键词：上党梆子 音乐传播学 流变 乐籍制度 上党梆子是山西四大梆子之一，流行于山西省东南部，是一个包含“昆、梆、罗、卷、黄”五种声腔的多声腔剧种。这种五腔同台共演却又能各自发展，形成粗犷与细腻并存的多声腔剧种，在全国现存梆子戏中较为少见。因此，可以说上党梆子不是一个大剧种，却是一个很有特点的剧种。关于上党梆子五种声腔的源流，柴广育《上党梆子：从多声腔到梆子腔探析》（《音乐研究》，2011年第2期）、王丹丹《上党梆子生成发展中几个问题探讨》（中国艺术研究院2011届硕士学位论文）两篇文论中已有较为深入、详细的论述，此处不赘。我们需要关注的是这五种声腔是如何传播至上党的。 一、昆、梆、罗、卷、黄五腔传入上党的可能性分析 我们首先需要对上党的文化地理背景有所认识。“上党”一词，源于秦置上党郡，自古为战略要地。因其地极高，与天为党，故曰上党。今天上党地区主要以长治（明潞安府）、晋城（清泽州府）两地为中心。从秦至清，这里都是多级行政治所所在地。项阳先生对这种影响有过精辟的表达：“衙署林立、经济发达、乐籍众多，王府、地方官府之官员、文人雅士以及同城民众方有幸能够浸润在多种音声形态的滋养之中，共同培育作为引领明清音声技艺潮流的戏曲文化土壤和生存空间……”①以下我们来梳理一下这五种声腔传播至上党的可能性与传播途径。 昆曲作为“百戏之祖”、“官腔”，由于受到统治阶级的喜爱、认同，进而被国家给予制度性规定得以在乐籍体系下进行全国范围内的广泛传播。昆曲彰显的明代，上党梆子的主要流行地潞州有王府存在，昆曲作为制度性规定的官戏，传播至上党实在是理所应当的事情了。 对于梆子腔，尽管学界对其源流存有争议，但是形成于明末清初的陕西、山西毗邻地却是毋庸置疑的。据已有相关文献考证，在雍正解除乐籍制度之前，梆子腔就已存在于陕西、山西、山东、四川等地。只是“梆子腔、特别是罗腔在乐籍制度解除之前尚未成熟到足以具有全国性影响的程度，所以在乐籍制度禁除之后更多地趋于地方化的发展。”② 皮黄腔“成名”时（四大徽班进京）已是乾隆末年（1790年）。冯光钰先生认为：“根据现存清代题壁记载，黄戏（即后来的上党皮黄）至迟在乾隆时已有剧目演出。也就是说，此前徽班的传播是上党皮黄产生的直接导因。”③因此，认为上党皮黄是受京剧影响而从北京传播至上党的说法是不可信的。笔者以为，徽班携黄戏至上党，可能与徽商、泽商、潞商之间的商贸往来有关。 罗戏、卷戏作为一种小戏，无论其发源地在何处，但从其盛行地河南北部传入上党的说法已基本成为共识。与皮黄传入上党基本类似，尽管未对其传播途径进行过考证，但是与上党邻近的地缘以及上党当时与外界的商贸往来等等都是可能的传播途径。 二、上党梆子异地传播情况分析 以上对五种声腔传入上党的可能性与传播途径进行了梳理。那么，上党梆子异地传播情况怎样呢？目前已得到考证的有枣梆和西调两个上党梆子嫡系姊妹剧种。另外还有像怀梆、莱芜梆子和东路梆子（又名章丘梆子）等剧种，在唱腔、板式、旋法等方面也与上党梆子唱腔很相似，但因无可信的史料考证，我们暂不能确定它们之间的关系。我们主要分析上党梆子与山东枣梆和河北西调的“血缘”关系。 据栗守田主编的《上党梆子》一书介绍： “远在清乾隆年间（1736-1795），鲁西南曹州府（今菏泽市）一带，就有不少上党商人经商。他们在年后或夏秋夜晚，常常打起锣鼓，坐唱上党梆子，一来作为消遣，而来聊解思乡之情。年代长了，这种腔调也深受本地人民喜爱。光绪初年，上党地区遭了特大旱灾。壶关县乐意班（俗名十万班）就曾在郓城一带演出一年多，进一步加深了上党梆子在该地区的影响。之后不久，凤台县（今晋城）望城头村艺名大闺女的上党梆子旦角潘朝绪在梁山县的方庙设帐授徒。接着就有个义盛班出现。……逐渐形成了一个新的剧种。”④ 后来，前几辈的艺人在演唱的过程中，不断学习和吸收本地剧种的精华，融合了当地一些民间小调的风格，从而逐渐形成了独具特色的地方剧种——枣梆。 西调的形成与枣梆类似： “据当地老艺人传说，在清咸丰年间（1851-1861）就有泽州府的戏班到此地演出，给观众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光绪初，山西省遭了特大旱灾……适肥乡县申营村有一申老永到山西经商……他见上党梆子艺人无法生活，就建议他们组班到河北演出。望城头村上党梆子艺人田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