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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对称权力、利益和国际气候合作 　　摘 要：权力和利益是国际气候合作中相互交织且不容回避的因素。在应对气候变化问题上，权力既可能是阻碍因素，也可能是积极因素，具有权力优势的大国率先采取行动可能促进合作的出现，因此，国际社会需要从共容利益的角度积极推进大国间的协调。尽管政治斗争对国际气候合作可能产生负面影响，但是任何国家的权力与利益都是处在变动中的，尤其是那些在新能源、技术等方面走在前列的大国将可能在应对气候变化的过程中获得新的不对称权力，并成为国际气候合作的积极推动者。 关键词：国际气候合作；不对称权力；否决权；共容利益 中图分类号：D81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2-7408（2013）012-0105-04 一、引言 国际规则建立在一个存在权力关系的社会中，必然反映各种权力的分配关系。基欧汉曾经指出，在国际社会追求财富与权力的竞争中，不管行为者是在什么样的经济领域中相互施展权力，经济问题毫无疑问同时也是政治问题，而当一个国家将其盟国拉在一起，或者建立一些自己主导的国际机制时，它实际上就是在对权力资源进行投资。[1]国际气候合作进程中隐含着权力与利益的纷争，而要获得稳定有效的国际气候合作，大国积极参与是一个必要条件，也只有大国切实采取行动才可能对全球气候变化真正起到减缓作用。本文围绕权力、利益等因素分析国际体系中的合作问题，考察大国在国际气候合作中的不对称权力与行为根源，并探讨未来国际气候合作可能的路径。 二、权力及其不对称性 1.国际体系中的权力。国际社会中的权力在本质上是对其他国际行为体施加影响和控制的能力，而这种能力可以由多种潜力或者说权力资源转化而来。[1]权力资源与权力能力并不是对等的，需要进行转换。如果把权力定位在支配结构创造的转换能力上，那么从时代发展的趋势来看，权力的具体形态正在从军事、经济等强制性手段的硬权力逐渐向规则、制度等依附于无形资源的软权力转变。[2]当然，无论权力的概念和内容如何多样，都可以从行为体的互动关系或物质实力角度进行分类。就气候变化问题而言，由于大国并不能直接强迫其他国家减排温室气体，因而如果从推动国际气候合作达成的角度，则权力主要指向了互动关系；而如果从应对气候变化可以通过规则制定权强化自身比较优势的角度，权力内涵又主要指向了物质实力。 国际体系中存在着实力不等的众多国家，那些综合国力（包括硬指标和软指标）强大的国家就是强国或大国，而按照国家实力与影响力构成和所及的范围，又可以分为全球性大国和区域性大国。现实主义认为，大国的国家利益包括权力，没有权力，国家利益能否实现就有疑问，因此，权力成了大国追求的外交目标，也成为国家利益不可分割的一部分。[3]围绕权力不仅可以看到对立关系，而且还可以看到合作与结盟。作为权限分割的基本形态，国际行为常常表现为一种权力关系，任何国家的比较优势都可能成为其权力的来源，并在时代变化中以一定模式分配和积累起来，经济强国可能在所谓的全球共同利益中获得新的权力资源。[2] 2.问题领域中的权力。为了对国际制度的形成和变迁进行更深入细致的解释，人们区分了总体结构权力与问题领域的权力。所谓问题领域的权力是指行为者在具体问题领域所拥有的资源、能力和地位。[4]强调总体结构权力的学者往往坚持权力可转移论，认为总体权力优越的行为者在各个具体领域同样具有优势；而关注具体问题领域权力的学者一般认为，不同领域有不同的权力结构，它们或多或少与总体权力的分配不相干。[5] 罗伯特·基欧汉与约瑟夫·奈从复合相互依赖的角度，认为不对称依赖是行为体在某个问题上能够讨价还价甚至影响其他问题的权力来源，并从敏感性与脆弱性角度说明了权力在相互依赖中的作用。所谓敏感性是指行为体在某政策框架内作出反应的程度，包括一国发生有代价变化的速度有多快以及付出的代价有多大，而脆弱性则是指行为体获得替代选择的相对能力及其付出的代价。[5]在问题领域也可以分为硬权力和软权力，硬权力是指通过威胁、惩罚等手段直接或强制性的使用权力迫使他国改变行为的能力，不对称相互依赖是硬权力的一个重要来源；软权力则是指一种间接使用的制定纲领计划和吸引其他国家愿意效仿自己或者接受体系的规则，并愿意合作从而实现自己预期目标的能力。[6]软权力的作用方式有多种，在一个相互依赖的世界里，国家间经常运用的正是由是否合作而产生的权力，根据约瑟夫·奈的说法，合作的力量就是“一个国家建构一种形势的能力，这种形势使其他国家的发展偏好和对国家利益的定义方式中包含本国的偏好和定义方式”。[7]复合相互依赖理论将多样化的问题通过多种渠道联系起来，既是现实国际政治的体现，也是分析国际制度变化的基础。另外，问题领域中还有一种情景性权力（contingent power），即行为者之间相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