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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民身份认同:一个新探究领域形成理路 　　摘要：公民身份的认同问题是20世纪90年代以后由公民身份研究与认同研究结合而被推动起来的，是亚民族的地方认同与超民族的区域认同汇合到政治层面得以表达的结果，对西方民族国家建构的现代公民身份及其认同形态都产生很大冲击。公民身份与认同既相矛盾又可部分融合；公民身份认同主要关注个体或群体对政治共同体之成员地位（包括自我安全、归属、团结、包容或排斥）的心理认知和主观感受，在于提升政治共同体之成员的尊严和地位。公民身份认同研究从外部可以划分为宪政爱国主义、多元主义、激进民主主义这三种理论视角与政治主张，从内部可以划分为合法化构建的、拒斥性的、重新规划的公民身份认同三种类型。本文立足于20世纪90年代以来西方社会政治理论的主要文献，旨在厘清公民身份与认同两议题的结合过程，阐释据于公民身份认同的不同理论旨趣，探讨其内在的分形结构。公民身份认同研究正日益受到学术界的高度关注，其内部分形在现实上正挑战着现代公民身份的单一认同结构。 关键词：公民身份 认同 公民身份认同 合法化构建的 拒斥性的 重新规划的 晚近三十年来，有关公民身份问题的讨论达到了空前受人关注的程度，成为西方学术界的一大亮点，同时几乎渗透到了社会科学所有相关的新旧研究领域，形成了独特的公民身份话语。对此，有人乐观地认为西方社会已经实现了“公民的回归”（Kymlicka and Norman，1994）或真正进入到了一个“公民身份时代”（Cardoso，2000），还有人把公民身份研究的这种复兴视为黑格尔（2009：16）笔下的密涅瓦猫头鹰——“要等到黄昏到来才会起飞”——来寓意其对特定时代的理性反思（Scobey，2001）。但是，也有人反对这种终结论，认为“对于国家主义视域下的理论家来说，公民身份是一项未竞的（unfinished）工程，而对于后殖民或激进民主主义者来说，公民身份是一项无法完成的（impossible finished）工程。所以，应抵制任何表明公民身份发展的终结论”（Purvis and Hunt，1999：457）。在持后一种观点的人们看来，公民身份的工程之所以无法完成，就在于认同研究已经深深介入到公民身份问题之中，以至于公民身份的认同问题受到前所未有的关注。换言之，如果说现代国家化与民族化的过程是民族公民身份认同逐渐获得主导性的正当化过程，也是其他层面和其他群体的认同形式被压制和被边缘化的过程的话，那么，当欧洲民族国家遭遇欧盟而陷入争议时，从民族，国家“牢笼”中释放出来的多层、多元认同形式又重返其共存、冲突与竞争的无序状态。由此，我们或许可以把有关公民身份问题的研究视为学术史上的“凤凰”，它在20世纪90年代已经受了烈火的洗礼而达到涅槃并重获新生开始进入到与认同重构的时代。 公民身份认同研究是公民身份与认同这两个不同理路研究议题部分重叠的产物，是一个新的研究领域。那么，这两个既联系又冲突的领域是如何相互勾连、部分交叉的呢？如何理解由二者结合而产生的公民身份认同这一新的研究领域呢？笔者以对20世纪90年代以来西方公民身份研究文献的梳理为基础试图来阐明这个问题，本文主要分为三个部分：首先，探讨公民身份与认同这两个研究领域的结合过程；其次，厘清公民身份认同新研究的三种外在分形（即三种理论思潮的不同探讨）；第三，廓清公民身份认同的三种内在分形。从公民身份认同的新领域的形成出发，我们可以揭示西方社会政治理论的文化转向状况及其内在动力机制。 一、公民身份与认同研究的结合过程 公民身份在西方文明的观念史与制度史中源远流长，而来自认同问题的挑战是其变迁的基本动力。在古希腊城邦政治形态的原初意义上，公民身份是指公民与政治共同体之间的相互关系，表现为特定的公民在城邦中的地位、价值、角色特征等等。显然，这是一种描述的、静态的、单一的心理认同、单一的归属与责任，排斥其他个体成员与政治共同体之间的关系，漠视或压制公民与部落文化、种族、血缘共同体之间的关系，公民作为平等、民主、同质性的个体或群体角色，成为一种排他性的霸权话语（Collins，2006；Keyt，2007）。如果说在中世纪的神学政治时代，公民身份曾一度转换为基督教意义上的上帝子民与世界共同体之间的关系的话，那么，到了近代它就逐渐演化为消极被动的公民（自然人）与民族国家之间的关系（雷森柏格，2009：第三章、第三章）。相应地，公民身份由此构成个人（公民）在民族国家内部一系列权利关系的依据，一方面，基于这种正式成员的平等地位（马歇尔，2008：8），它起着规范社会群体内部人们的行为与利益的作用，另一方面，它又被当作“统治策略”（迈克尔，2008），发挥着调节社会冲突的功能，而且基于法律制度的相应机制，将具有公民身份的社会成员规训为权利义务的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