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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企改革最紧要是拿出可操作时间表 　　《中国党政干部论坛》：熊主席您好！十八届三中全会规划了国资国企改革蓝图。《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以下简称“《决定》”）对国有企业改革提出了若干措施，您认为当前最紧迫的是哪些？ 熊志军：《决定》是在“坚持和完善基本经济制度”这一节中论述国有企业改革的，这说明国有企业改革的成败直接关系到我国基本经济制度的建立和完善。 《决定》全面深刻阐述了国企改革的任务和目标，既针对之前社会上关于国企改革的种种议论，进一步重申和明确国企改革的正确方向和基本内容，同时广泛吸收了近年来国企改革的实践和理论成果，在很多方面作了进一步的细化，而且有突破有新意有亮点，如首次提出“以管资本为主加强国有资产监管”并组建国有资本运营机构等。虽然国企改革的基本任务和目标在十五届四中全会的《决定》中就已经明确，并作出了全面部署，但任务尚未完成，需要继续攻坚。同时，《决定》对一段时间以来社会上关于国企改革争论也是一个很好的回应，起到了正本清源、澄清是非、明确方向的作用。 党自十四大以来，关于国企改革的论述越来越系统深刻全面，当前，最要紧的是尽快拿出一个可操作的改革路线图和时间表，把《决定》提出的国企改革目标和任务落到实处，将美好蓝图变为现实。 从以往的实践来看，改革不仅要提出目标和任务，更重要的还要有执行落实的组织保证，才能如期完成。如果没有严格的责任制，改革就很有可能流于空谈。以建立现代企业制度为例，改革的目标方向内容早已明确，各方面认识也完全一致，但实施进度并不理想。究其原因，一是责任没有真正落实，二是深层次问题难以突破，这两个方面又相互联系。如果说国资委是国企改革的第一责任人，那么国企改革涉及其他部门的利益又如何处理？谁来决断？大家当然期待新成立的国家改革领导小组能够担此大任。 关于国企改革的具体推进，我个人感到最紧迫的问题已在前些年基本解决，如冗员过多问题、债务过重问题、社会包袱问题等，也正因此国企改革的压力机制和动力机制有所弱化。现在国企改革面临的都是深层次问题，围绕建立现代企业制度，就涉及政府和出资人与企业的关系、企业经理人的任命、依法合规的公司治理等，这都不是一个部门可以解决的。再比如企业内部管理人员能上能下、员工能进能出、收入能增能减的制度改革，从20世纪80年代就成为改革的目标，至今进展甚微，关键就在于涉及企业员工和经营者的利益，而社会环境又要求国有企业“不能把一个员工推向社会”，这很难形成面向市场的经营机制。再比如国有经济有进有退的战略性调整，在企业功能定位不清，既要履行社会责任，又要以经济效益为中心的多目标指引下，如何决定企业的经营好坏、如何引导企业进入退出呢？ 当前国企改革最紧迫的任务，我认为可以聚焦到以下几个方面：一是按照《决定》的要求尽快建立新的国资监管和运营体制架构，明确国资委、国有资本运营公司和企业三者的权责利关系，落实国有资产保值增值和国企改革的责任；二是在前期规范的董事会试点的基础上，选择一批有条件的企业进一步完善公司治理结构。在经理人选聘、业绩考核、薪酬和长效激励约束机制等方面取得实质性进展，建立起能够完全按照《公司法》规范运行的董事会制度，把现代企业制度建设落到实处；三是明确国企功能定位，实行分类管理，打破行政性垄断，放开市场准入，使国有企业在平等竞争中形成优胜劣汰的机制，在市场的作用下推动国有经济战略性调整和结构优化；四是对国有企业内部的改革必须提出明确的要求和目标，并作为考核的重要内容，同时为国企改革创造有利的舆论和外部条件。 《中国党政干部论坛》：10年前，十六届三中全会就已经提出要大力发展混合所有制经济，现在十八届三中全会再次提出积极发展混合所有制经济。您如何理解中央重提混合所有制经济？这对国有企业会有何影响？会给民营企业带来怎样的利好？ 熊志军：实际上，发展混合所有制经济并不是一个全新的提法，这次《决定》特别展开加以论述，显然是有一定针对性的。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已经十分明确地将两类性质的经济都作为社会主义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就说明没有高下优劣之分，只是在市场经济中的作用和功能各有侧重，因此二者不是此消彼长相互对立排斥的关系，更不能说是谁进谁退的问题。《决定》重申和强调发展混合所有制经济，我的理解就是，要让这两种经济成分和平共处，平等竞争，相互促进，取长补短，形成其生其荣、相互融合的局面。这样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制度作为一个完整的整体就会更加巩固。 过去我们在对待两种经济成分的认识上确有一些形而上学的倾向，似乎“公有”与“非公有”是两个不同的阵营，甚至将二者对立起来，在国退民进”还是“国进民退”上争论不休，这是非常片面的认识。我想通过《决定》的贯彻和落实。不仅可以从根本上纠正这种认识上的偏颇，在实践中也将为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