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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默会认识论文本解读 　　默会认识论对文本解读的意义在于，“对文本意义的理解是焦点觉知，对文本语言的表达结构、写作思维、写作思路的意识是一种附带觉知”。所谓“附带觉知具有行为技能的决定性力量”，是指“对文本意义的获得，这种焦点觉知，必须通过对文本的写作思维的附带觉知才可能生成”。换句话讲，要想解读好文本，就不能一味地在文本意义——焦点觉知上滑行，而应该在具有决定性力量的写作思维——附带觉知的纬度上展开。 然而，事实上，人们在进行文本解读时，似乎更愿意就文本意义本身即焦点觉知展开讨论，却很少从写作思维的附带觉知入手，进行深入的研究。 例如：对毛泽东的著名词作《沁园春·雪》（下称《雪》词）的解读，大致经历了三个历史阶段：①“帝王思想”的政治化解读时期（1945～1949）；②泛指“无产阶级”的社会化解读时期（1949～1978）；③“毛泽东自指”的本体化解读时期（1978～2010）。 日常教学中，这首词通常被解读为：“以宏伟的气魄，生花的妙笔，写景论史，热情赞美祖国的大好河山，歌颂无产阶级革命英雄，激发人们的爱国热情和民族自豪感，鼓励人们为建立新中国而奋斗。”——这一解读，显然采纳了社会化解读时期的泛指“无产阶级”的观点。 上述解读的角度不一样：或是基于文本本身，或是基于时代文化，亦或是基于历史传统，且解读的方法、策略和结论也有很大的差异性，但有一点似乎是相同的，即它们都在努力追求着尽可能地把文本的内在意义即焦点觉知，更趋理性、更趋客观地表达出来。然而，殊不知，这样的努力也许是很难如愿的。因为这些解读，从本质上讲，大都是在焦点觉知上滑行罢了，并没有从文本解读的附带觉知，即写作思维的纬度展开，所以，看似异彩纷呈的解读，其实，效果较为有限。而更为令人难以置信的是，焦点觉知，作为觉知是存在的，但是作为知识，并没有焦点知识。也就是说，焦点知识是一个“空无”，它仅仅是附带觉知的附带知识产生的一种功能而已。 那么如何从文本解读的附带觉知入手呢？这需要解决两个问题： ①以什么样的哲学高度来解读？ ②文本解读的附带觉知是什么？如何才能围绕写作思维的附带觉知展开文本解读？ 第一个问题看似务虚，不甚紧要，事实上，也的确常常被人忽略，然而，对于文本解读而言，却具有非同寻常的本体论意义。现在的许多解读，仿佛都有一种倾向：使用科学的方法，客观地解读文本的内在意义。其哲学根基是分析哲学、逻辑实证主义的客观主义知识论。看起来，这一思想并没有什么不妥，然而，仔细研究之后，却并不尽然。因为文本解读是完全不同于科学研究的，是无法真正“客观”表述的。 根据波兰尼的默会认识论，人类知识包括两类：一类是“言传知识”，一类是“意会知识”。所谓“言传知识”，就是我们对实体性认识对象的结构、功能、特征进行概念阐述的知识。而所谓的“意会知识”，就是对人类的实践活动、行为技能、技术艺术的知识。 很显然，“言传知识”是外在于生命的可以言传的客观化的知识。而写作却具有鲜明的生命色彩，因为任何写作（诗词创作）都是一种个体生命的言说，是“人类运用书面语言文字创生生命存在自由秩序的精神生产活动”。也就是说，写作的本体论的哲学基础是生命哲学。而作为与之对应的另一种形式的创作——文本解读，是无论如何都不能无视这一明显有别于“言传知识”的极富生命意味的哲学诉求的。因此，文本解读的哲学根基是生命哲学，我们应该站在生命哲学的高度来解读文本，否则便是为解读而解读，甚至是伪解读。 就《雪》词而言，毛泽东写作该词时，无论其写作时处于什么样的环境，出于什么样的目的，也无论发表的时机多么的耐人寻味，但有一点应该是可以肯定的，那就是《雪》词绝对不会抒发别人的情怀，表达别人的思想。因此，《雪》词中的“风流人物”，也不应该解读为“称得上能建功立业的英雄人物”，而应该解读为“能风行流传的英雄人物，即那些在更迭的历史风烟中经得起考验的英雄人物”，这个经得起历史风烟考验的英雄人物便是毛泽东的自况。毛泽东创作该词，其主观目的并不是为了抒发《雪》词发表时“许多人所说的帝王思想，而是重申他早年立下的集豪杰与圣贤于一身的大志”。也就是说，《雪》词所抒发的是作者自己的情感，是一种完全个性化的生命言说，是用诗意的语言“创生生命存在的自由秩序”。 只有这一点真正确立了，对于该词的文本解读才能站在生命哲学的高度上真正展开，使文本解读富有生命的体味和哲学的本真。 至于第二个问题，有点儿复杂，需要一点一点地阐述。 文本解读的附带觉知是写作思维。现代写作理论研究表明，写作思维的深层结构模型是“重复（渲染）”与“对比（反衬）”。“重复（渲染）”是为了“强调”，“对比（反衬）”是为了“清晰”。因此，基于默会认识论的文本解读，应该从文本内在的思维结构模型——“渲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