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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我国全运会赛事多维审视 　　摘 要：就《取消全运会：基于体育公共服务的视角》一文主要观点和论证过程与原文作者商榷，从体育公共服务的视角对全运会进行再审视。研究认为，依据公共服务理论以及体育公共服务的基本内涵，全运会本身属于体育公共服务的范畴，因此“基于体育公共服务的视角取消全运会”的观点存在逻辑上的内在矛盾。同时，对“体育公共服务”内涵的狭隘理解导致该文忽略了全运会在服务奥运战略、实现为国争光、吸纳社会体育资源、推动体育深化改革、带动体育公共基础设施建设等体育公共服务方面所发挥的重要作用。在论证过程中，该文对全运会的认识也存在一定程度的偏差，对其现存问题的分析不全面。针对这一情况，对全运会现存主要问题进行梳理分析，并提出改革而不是取消全运会的主张。 关 键 词：体育社会学；全运会；体育公共服务；体育改革 中图分类号：G80-05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6-7116（2013）06-0007-05 作为我国规模最大、水平最高、影响最广的综合性体育赛事的全国运动会（简称“全运会”）已经走过半个多世纪的历程。然而改革开放以来，伴随着我国体育改革的逐步深化，全运会所引发的争议、批判与日俱增，成为目前体育学术界非常重要和热点研究领域。而在其中，立场最鲜明，言辞最激烈的当属《体育学刊》2010年第7期发表的《取消全运会：基于体育公共服务的视角》[1]（简称《取》文）一文。《取》文认为，取消全运会有利于建设服务型政府，推动体育改革，完善体育公共服务。此外，在《体育学刊》2012年第1期《中国体育大型运动会是多了还是少了》的讨论专栏中，全运会也是焦点问题[2]。有感于《体育学刊》多年以来一直倡导学术争鸣，笔者想就此问题发表自己的一些观点，并与《取》文作者商榷。 1 “基于体育公共服务视角取消全运会”存在逻辑上的内在矛盾 依据公共服务的概念[3]，“体育公共服务是以满足公共体育利益为目标，通过多元主体提供充足的体育产品满足公共体育需求的服务”。对于体育公共服务的内涵，易剑东[4]认为至少包括了“保障基本体育权利、维护体育公共利益、满足公共体育需求、达成公民满意”等几个要素。笔者以为无论是从体育公共服务的内涵看，还是从服务分类看，全运会都应该属于体育公共服务的范畴。 首先，从体育公共服务分类看，周爱光[3]认为，无论是从服务对象、服务范围，还是从服务层次等标准看，全运会作为我国规模最大、影响最广的综合性体育竞赛，通过服务教练员、运动员获得优异竞赛成绩，可以为全国人民提供高水平竞技表演，满足大众体育赛事欣赏需求，其服务受益范围辐射全国，理应属于体育公共服务的范畴。其次，从体育公共服务内涵看，举办全运会，不仅满足了大众欣赏高水平体育竞赛的权利和需求，同时通过服务竞技体育和奥运战略，也可以更好地实现为国争光这一全民精神需求和公共利益，还可以吸纳整合体育资源，推动体育事业发展，也完全符合体育公共服务的基本内涵。由此也可以得出判断：《取》文“基于体育公共服务的视角取消全运会”存在明显的内在逻辑矛盾。 2 《取》文对全运会初创历史的认识存在偏差 在这一问题上，《取》文提出，举办全运会的初衷是“对全民体育总检阅，并不是当竞技体育看待”。笔者认为这一论断存在重大偏差，这是因为：首先，笔者在查阅资料时发现，魏纪中[5]说过几乎同样的话：“第一届全运会后，各省市都建立了专业队，开始了举国体制的训练，那时候是一个全民体育的总检阅，不是完全把它当做竞技体育看。”仔细阅读这两句话，虽然表述仅有“完全”二字细微之差，但是意义却大不同。魏老先生的话肯定了竞技体育也是全民体育的一部分以及在全运会中的地位，而《取》文的论断则直接将竞技体育踢出全运会。 其次，从1959年前后原国家体委相关文件来看，发展竞技体育一直都是开展全运会的战略之一。例如《国家体委关于1958年体育工作的通知》强调“运动竞赛是推动群众体育运动，壮大运动员队伍和提高运动水平的重要方法……，为了推动我国体育运动的开展和准备1960年国际奥林匹克运动会，国家体委计划在1959年举行全国运动大会（即全运会）。”[6]311959年《中央批转国家体委党组关于1959年体育工作几个问题的报告》强调“举办全运会的目的是推动群众体育运动发展，团结全国体育工作者和在若干运动项目中创造优异成绩……，为了保证开好全运会，必须加强少数优秀运动队伍的训练和整顿工作，这项工作应该集中在国家和省一级负责领导进行。各省市自治区可根据本地区体育运动开展的情况和特长，建立若干重点项目的优秀运动队伍，但人数不能过多。”[6]34从中央以及国家体委的相关文件不难看出竞技体育在全运会中的地位，尤其是国家体委报告，更是明确全运会在优秀运动队的建设、检验训练水平以及提高竞赛成绩方面的重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