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影片《一九四二》悲剧性探源 　　[摘要]《一九四二》是一部充斥着痛苦与死亡、纠结着矛盾与冲突、终结于毁灭与灾难的悲剧影片。它在展现灾民悲苦命运的同时，追本溯源，通过展现多线并行的线索和大量真实的历史细节，揭露了这场悲剧产生的深层次原因。即时代社会的悲剧、民族性格的悲剧、人性的悲剧和信仰的悲剧，共同促成了《一九四二》的悲剧。影片用悲剧的方式，完成了对历史的追问、对生命的尊重和对人性的关怀，是一部极具社会责任感的悲剧影片。 [关键词]《一九四二》；悲剧；民族性格；人性；信仰 美学家斯托洛维奇认为，“悲剧常常与死亡和痛苦相联系”，“悲剧产生于矛盾和冲突中，具有审美价值的人和现象在矛盾和冲突的过程中遭到毁灭或者经受巨大的灾难。同时，毁灭或灾难显示甚至加强这种价值”[1]。《一九四二》正是这样一部充斥着痛苦与死亡、纠结着矛盾与冲突、终结于毁灭与灾难的悲剧影片。1942年，正值中日战争相持阶段，在战事频仍、祸于兵燹的中国河南省，旱灾、蝗灾、兵灾接踵而来。大地龟裂，粮食绝收，十室九空，路断人稀。当地百姓发生了“吃”的问题，不得不背井离乡，逃荒寻找吃食。他们剥食榆皮，扫吞蒺藜，吃草咽柴，餐风露宿，却被政府欺骗抛弃，左驱右赶，危在旦夕，不得归路。300万同胞无辜惨死，3 000万同胞陷入饥饿和死亡的修罗地狱。“一九四二”成为苦难的代名词。影片对这场悲剧的塑造，并未囿于普通灾难电影的表现模式。普通的灾难电影，无论以自然灾难还是人为灾难为题材，基本上分为三种表现模式。一是表现灾难所造成的凄惨景象以及人处于灾难中凄惶无措和恐惧无助的心理状态，如《后天》《2012》等影片；二是表现灾难中的人们自救互救，众志成城，凸显人的主体力量和人定胜天的主题，如《天崩地裂》《惊天动地》等影片；三是探讨灾难过后人的心灵创伤、心理折磨和灾难后遗症问题，如《唐山大地震》《大太阳》等影片。《一九四二》独辟蹊径，在展现灾民悲苦命运的同时，追本溯源，通过展现多线并行的线索和大量真实的历史细节，揭露了这场悲剧产生的深层次原因，进而发掘出一段被遗忘和尘封的历史，揭露了一个必须直面和必须反思的真相，引发了无声的诘问和深广的思考。 一、时代社会的悲剧 灾荒发生后，中央政府心照不宣，隐而不问，弃民保军；地方政府邀功谎报，等闲视之，自欺欺人；兄弟省份事不关己，高高挂起，推诿排斥；新闻媒体粉饰太平，防民之口，封锁消息；地方军队强逼纳粮，趁火打劫，无恶不作；赈灾官员侵吞赈款，利欲熏心，中饱私囊；无良商人囤积居奇，从中渔利，大发横财。这些既得利益阶层统统打着国家民族、政治利益的旗号，对灾区百姓极尽侮辱损害，最后甩包袱，抛弃了百姓。影片对国民党军队的贪生怕死军纪败坏，视灾民如草芥蝼蚁，有着入木三分的刻画。国民党军队在30万兵力对6万日军兵力的巨大优势下，畏敌如虎，一触即溃，短短时间，领土尽失。但对于手无寸铁的百姓却暴戾恣睢，欺凌掠夺。他们用手中的武器掠夺老东家的马匹、口粮和余财；将老实巴交的佃农瞎鹿活活打死在汤锅里并抛尸荒野；在陕西河南交界处设卡设防，严阵以待，用机枪威慑甚至扫射灾民……凡此种种，不胜枚举。第一战区司令长官蒋鼎文答复河南省主席李培基的话意味深长：“饿死一个灾民，地方还是中国的。当兵的都饿死了，我们就会亡国。”中华民族面临内忧外患，统治阶层毫无怜悯之心，只是一味考虑自己的政治利益和军事利益，不顾人民死活。在这样风雨入晦的年代和人心似铁的社会，逃荒的灾民注定了悲剧死亡的命运，他们不知道去往何处，魂归何处，300万生命就此无声无息逝去。整个中国是一派腐朽大厦将倾的颓局。影片斩钉截铁传递出一个信息：此次悲剧，直接原因是天灾，幕后黑手是人祸。天灾人祸交相煎迫。 二、民族性格的悲剧 鲁迅曾说过，“中国人向来就没有争到过人的价格，至多不过是奴隶”，中国人只生活在两个时代，“一是想做奴隶而不得的时代”，“二是暂时坐稳了奴隶的时代”[2]。他一针见血地指出国人民族性格中存在的深厚奴性。《一九四二》对国人民族性格中的奴性有极其深入的塑造。在灾民饿殍载道、卖妻弃子、甚至狗吃人、人吃人的情况下，灾民却表现得逆来顺受，听天由命。这一切都源于宁可饿死也不起来反抗的奴性。他们宁可罄其所有交为军粮后全家自杀，宁可默默死在逃荒路上，也绝少出现为了自身生存而针对政府和军队进行反抗。曾经冒险犯难深入灾区，写出十几篇报告反映大灾惨景的著名记者李蕤，在《豫灾剪影》（重版时更名为《无尽头的死亡线》）里不禁感叹，“在这种白色恐怖的气氛笼罩之下，河南300万人民饿死之前连呐喊几声的权力也被剥夺了。无声的死亡是人间最悲惨的事，而这死亡不是一两个人，而是几百万人”。影片中，伙夫老马被塑造成一个随遇而安奴性十足的典型人物。他有着小市民的生存智慧，也有着底层劳动者的幽默感和最基本的善良。老马本是延津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