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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的悲剧 就魏蜀吴三国论，三雄鼎立，应有一胜。然而最令人意想不到的是三国俱亡，由司马氏的西晋政权最后来统一了局面。所以金圣叹在《三国志演义序》中说：从未有六十年中，兴则俱兴，灭则俱灭，如三国争天下之局之奇者也。 一段历史最终形成这样的结果，是由什么决定的?历史往往有这样的现象，最终取得胜利的，并不是人们当初看好的那个政权。小说《三国演义》中所描绘的情形尤其如此。如果单纯从小说（而不从历史事实）的角度来看，刘备集团应该是最合情合理而且合法的统一天下的政权。 仁君刘备、贤相诸葛亮、义士关羽 。 仁义等伦理观念与奸诈邪恶的人格对抗，便构成作品主要的悲剧冲突。 刘备集团失败了，理想人格毁灭了。曾经寄予希望的，都一败涂地；曾经着力颂扬的，都招致覆亡。 这样一个政治团体，君臣相得，亲如兄弟，推心置腹，众志成城，与曹操阵营中的君臣猜忌形成强烈对比。刘备集团不仅是正统政权的合法接班人，而且代表了儒家仁政爱民的政治理想，代表了普通老百姓的最大利益，可是这样一个政权却最先灭亡。这给崇尚理想、渴望仁政的知识分子阶层怎样沉重的打击！ 作者实际上演绎了一出人力与天命、理想与现实、王道与霸道的冲突，而且最好以后者的胜利而告终。身处乱世，以武力定天下，以成败论英雄，本是正常的逻辑，但是刘备不信天命，甚至到生命最后一刻还试图延续自己的生命，完成自己的理想。这都是何等的气势！他们之所以要逆天命而动，并为之付出如此代价，就是因为他们认为自己的努力具有价值，是为一种信念，为重振汉室，为重振山河，为解除老百姓之痛苦，因此他们的努力体现了一种崇高的理想。为了实现这样的理想，他们忠实地贯彻儒家的仁政思想，从理论到实践，谨守教条。他们不屑于使用权谋、诡计，他们希望通过自己人性的光辉、仁政的实践，来感召整个社会。在急功近利、勾心斗角的政治舞台，他们经常不得不放弃自己的理想，甚至最后为理想而失败。他们的失败体现了现实的无情，体现了他们理想本身的荒谬与矛盾。他们不能接受对自己人生理想的任何怀疑，只能将所有的失败归结于天命，归结于历史自身的必然归宿。 由于在自然、天命面前，人的一切努力都是徒劳的，那么历史又有何价值?原来人只是按照既定情节扮演各自的角色，叱咤风云的英雄不过是风云际会而已，从更高的角度来看，我们发现原来大多数人只是工具，普通士兵如此，即使是皇帝，也仅仅是某些人“挟天子以令诸侯”时需要“挟”的工具，一旦失去这个作用，连性命都不能保。就连诸葛亮本人，还不是刘备夺取天下的工具！如果将眼光放得更长远一些，人对历史的失望会更为深刻。生活在当时的英雄们对自己的事业是如此的投入，可是成功者极少，历史大河仍然滔滔不绝往前流淌，再伟大的英雄对历史的影响也只是微乎其微。如果承认天命，那连这微乎其微的影响也就不存在了。于是，历史虚无感在中国古代小说中表现得相当弄璋，那是一种看破红尘的大彻大悟。这样的历史虽然是人创造的，但人类对它却无能无力。由于我们无法预料、无法控制、无法影响历史的进程，所以爱反思历史时，表现出强烈的悲哀之情。 儒家理想的悲剧 《三国演义》中强烈的拥刘反曹倾向和正统观，对蜀国的赞美与同情，表现了作者对仁政理想的强烈向往和这种理想破灭后的深深悲哀。在小说作品中，经过作者的强化，刘备集团的一切显得那么完美无缺，所谓士为知己者死，刘备如此对待臣下，西蜀的文臣武将们也是知恩图报。刘备集团之所以能够这样团结一致，不仅是因为他们的个人性格和私人感情，还因为他们有共同的政治理想。为了共同的理想，他们才能做到以大局为重，以集体利益为重。这个政治集团有一系列的仁政主张与仁政实践。“举大事者以人为本”,这是刘备的信条，他也自认为这是自己从白手起家到鼎足三分的基础。 这一政治路线实际上有着致命的缺陷，逐鹿中原，靠的是政治策略、军事实力以及机遇，刘备的所作所为，在理论上看是合理科学的，但是在实践中却是行不通的。正是这样一个政治集团，由一批每个人都是作者、读者心目中优秀分子组成的政治集团，他们已经对现实作了最大程度的让步，最终还是率先灭亡了。这使作者所有的理想都破灭了。在这样一个绝大的悲剧背后，还隐藏着一系列的悲剧疑问，向人们展示着儒家思想本身的种种矛盾。既然理想不能战胜现实，那么仍然坚持理想，知其不可而为之，从夺取政权的势利角度考虑，刘备集团的所作所为，岂不是缘木求鱼？不仅如此，理想悲剧除了政治理想的破灭之外，还包括道德理想的无法实现。在小说中，坚持道德者常常以悲剧结局。 对于这样的结局，《三国演义》的作者以天命来解释。《三国演义》中曾经多次分析过，在三国鼎立的三个政权中，曹操得天时，孙权得地利，刘备得人和。儒家讲天时不如地利，地利不如人和，可是事实恰恰相反。作者只得归之于命。所谓“‘谋事在人，成事在天’，不可强也”。 一书所表现的魏、蜀两大政治集团的斗争，其实质正是中国封建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