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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玄论战和早期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 　　摘要：20世纪20年代初中国思想界的科玄论战，是一场有关“如何看待科学的作用”的论战，也是一场有关“如何看待东西文化高下优劣”的论战。早期的马克思主义者以马克思主义哲学为指导参与了这场论战，在论战中他们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科学观、文化观进行了初步的阐述，对针对唯物史观的质疑进行了有力的反驳，回应了当时中国的时代问题，彰显了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理论力量，展示了马克思主义哲学与中国现实相结合的发展道路。 关键词：科玄论战；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科学；文化 中图分类号：B27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854X（2013）05-0011-04 近代中国，面对民族的生死存亡，先进的知识分子纷纷寻找各种救国良方。在这种背景下，西方各种哲学思潮也陆续传人中国。联系中国的现实问题，各派思潮的拥护者之间展开了一次又一次的论争。20世纪20年代的科玄论战便是当时“空前思想的大笔战”。论战最初在科学派和玄学派之间展开，这两个派别实质上所奉行的就分别是来自西方的实证主义和唯意志论。论战后期，陈独秀、瞿秋白等早期马克思主义者也参与其中，他们运用唯物史观和辩证唯物论对科学的作用、东西文化优劣等问题进行了详细的分析，对于科玄两派的观点都进行了批判，对当时中国面临的时代问题予以积极回应，彰显了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理论力量，推动了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进程。 一、科玄论战中早期马克思主义者的科学观 近代中国，早在被西方的枪炮打开大门之时，一些先进知识分子就提出要“师夷长技以制夷”。此后，洋务派推崇中体西用，希望通过引进西方的技术发展实业以改变中国的落后状况。新文化运动则高举“民主”与“科学”两面大旗。科学一度成为现代文明的代名词。正如胡适所言：“这三十年来，有一个名词在国内外几乎做到了无上尊严的地位；无论懂与不懂的人，无论守旧的和维新的人，都不敢公然对它表示轻视或戏侮的态度。那个名词就是科学。”然而一战后，西方所面临的社会危机却动摇了科学在当时中国人心中的地位，“当时讴歌科学万能的人，满望着科学成功，黄金世界便指日出现。如今功总算成了，一百年物质的进步，比从前三千年所得还加几倍。我们人类不惟没有得着幸福，倒反带来许多灾难。……欧洲人做了一场科学万能的大梦，到如今却叫起科学破产来”。对科学的质疑，成为“科学与玄学”论战的先声。 1923年2月，北大教授张君劢在清华所作的《人生观》演讲中提出，科学不能解决人生观的问题。他对科学与人生观的特征进行了详细的区分，认为，科学是客观的、采用论理的方法和分析方法、为因果律所支配、起于对象之相同现象；人生观则是主观的、关涉直觉、自由意志、采用综合方法、起于人格之单一性。因此，“科学无论如何发达，而人生观之解决，决非科学所能为力，惟赖诸人类自身而已”。张君劢的观点得到了一批学者的支持和赞同，并由此形成论战中的玄学派。他们将西方的唯意志论和中国传统的心性之学结合起来，认为人生观是主观精神现象，出自人的自由意志，不受科学因果律所支配。针对张君劢的观点，地质学家丁文江在1923年4月发表的《玄学与科学——评张君劢（人生观）》一文中提出，科学可以支配人生观。他认为，科学作为认识方法，具有普遍适用性，既适用于自然万物，也适用于社会人生，因此科学完全能够解决人生观问题：“今日最大的责任与需要，是把科学方法应用到人生问题上去。”以丁文江为首的科学派奉行来自西方的实证主义。他们针对玄学派认为主观精神现象不受科学因果规律支配的观点指出，一切心理现象都是由一定的原因引起的，神经构造、经验、知识等都是导致人生观变化的原因。 由此，以张君劢、梁启超等为代表的玄学派和以丁文江、胡适等为代表的科学派掀起了当时的学术界围绕科学与人生观问题的激烈论战。在论战中，“如何看待科学的作用”成为科玄两派争论的焦点，“科学是否能够决定人生观”的争论实质上渐渐演变为“科学能否解决人们面临的一切问题”的争论。 早期的马克思主义者陈独秀、瞿秋白等人也加入了这场论战，他们运用唯物史观和辩证唯物论，对科玄两派的观点都进行了批判，对于科学技术的作用进行了详细的分析。首先，他们反驳了玄学派认为人生观是出自自由意志的、毫无因果规律可言的主观精神现象的观点。陈独秀从唯物史观出发来论证科学可以说明人生观。陈独秀指出，科学分成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两类，社会科学中的哲学指的便是人生哲学。在唯物史观看来，人们拥有不同的人生观，是由他们周遭客观的环境造成的，而不是由主观的意志造成的。他说：“种种不同的人生观都为种种不同客观的因果所支配，而社会科学可一一加以分析的论理的说明，找不出那一种是没有客观的原因，而由于个人主观的直觉的自由意志凭空发生的。”瞿秋白则将唯物史观和辩证唯物论结合起来说明科学与人生观的关系。在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