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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刑事被害人隐私权保护制度完善 　　在刑事案件中，国家司法权与被害人隐私权必然存在着冲突与矛盾，被害人的隐私权往往难以得到切实的保护。除了在审判阶段有明确的规定之外，对刑事诉讼的其他各阶段被害人的隐私权保护只是通过司法解释和工作制度方式予以规定，并且都只停留在规定原则而没有规定保护的内容和救济程序，很难切实保护到被害人隐私权不被侵害。为避免被害人受到“二次伤害”，建议在刑事诉讼法中完善相关的保护制度。 刑事诉讼中被害人隐私权保护问题日益受到普遍关注。究其原因，主要为：犯罪既是对国家、社会利益的侵犯，也是对被害人个人利益的侵犯，且常常是以被害人为承受对象的；基于人道主义考虑；由于被害人及其援助团体的影响；人们对现有改造犯罪人的模式渐渐丧失信心，产生了诸多有利于被害人保护的学说。这些有益的经验和对被害人隐私权保护的思考值得我们借鉴，并对我国刑事被害人隐私权制度的完善提供了很好的范本。 隐私权以及被害人的概念 隐私权是指自然人所享有的私人生活安宁与私人信息、秘密依法受到保护，不被他人非法侵扰、知悉、收集、利用和公开的一种人格权，而且权利主体对于他人在何种程度上可以介入自己的私生活，对自己是否愿意向他人公开隐私以及公开的范围和程度等都具有决定权。 刑事被害人是指人身、财产及其他权益遭受犯罪行为侵害的人。“受害者”系指个人或整体受到伤害， 包括身心损伤、感情痛苦、经济损失或基本权利受到重大损害的人。 我国对刑事被害人隐私权保护制度现状 我国《刑事诉讼法》和最高人民法院的司法解释对于被害人隐私权的保护，主要体现在涉及个人隐私的案件、未成年人犯罪的案件、强奸案件不予公开审理。 目前，我国对刑事被害人隐私权保护的不足之处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侦查、起诉阶段欠缺保护被害人隐私权的程序性条款 ： 我国刑事诉讼法没有规定侦查、起诉这两阶段被害人隐私权保护的程序性条款，导致侦查人员、公诉人侵犯被害人隐私权的现象时有发生。 欠缺对被害人询问的范围、次数、时间、地点等内容规定。刑事诉讼法第一百条规定，询问被害人适用询问证人的各条规定。但被害人和证人都无法享有犯罪嫌疑人所享有的权利，即有权拒绝回答与案件没有关系的问题。这就意味着被害人的隐私权无法得到法律的保护，被害人必须回答侦查人员、公诉人、审判人员的任何问题，甚至是与案件完全无关的隐私问题。此外，对被害人询问的次数、时间、地点，法律均没有作出明确规定。 欠缺强制人身检查的条件及判断标准的主观性。我国《刑事诉讼法》第一百零五条和公安部《办理刑事案件程序规定》的第一百九十八条的相关规定，均没有对强制人身检查应具备的要件和应遵循的程序作出规范。另外，对于人身检查没有禁止性规定，这就可能导致检查人使用损害人体健康和人格尊严的方式进行人身检查。此外，刑事诉讼法对被害人人身检查适用主观标准，也易侵犯被害人隐私权。 此外，在证据保全、扣押、搜查等方面涉及被害人隐私的信息时，如何处置，现行法律也没有明文规定。 审判阶段对涉及个人隐私案件的判断标准模糊 ：刑事诉讼法第一百五十二条规定，涉及个人隐私的案件不公开审理，但各地法院对于那些属于涉及个人隐私的案件，判断标准并不统一，一般仅仅限于性犯罪案件不公开审理，而对于其他案件即使涉及个人隐私也是公开审理，比如因为配偶偷情引发的绑架犯罪案件是否应该进行公开审理，该文原载于中国社会科学院文献信息中心主办的《环球市场信息导报》杂志http：//总第522期2013年第39期-----转载须注名来源司法实践中也不作为涉及个人隐私案件处理，同样对外公开。即使不公开审理，审判人员对于其认为与案件有关的被害人隐私问题也可以对被害人进行询问，被害人必须如实回答。至于如何判断其关联性，则都是由审判人员自由掌握，带有很大的主观判断意义。 司法机关与媒体的不当交流侵害了被害人隐私：法制新闻中的很大一部分来源于司法机关主动报料，另外还有部分来源于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亲属及被害人的报料。司法机关为迎合新闻媒体报道，往往会很乐于将案件的详细资料提供给媒体，既可以达到法制宣传教育的目的，又能提高自身在公众心目中的形象。而新闻媒体为激发公众的关注，时常有意将犯罪事实进行夸大和渲染，往往未经被害人同意便将加害人、被害人的身份、住址、肖像、个人生活习惯、身体特征、疾病史等等资料公布于世。有些媒体甚至不顾被害人及其家人的感受进行穷追不舍采访，甚至于采取偷拍、偷听等手段。这些做法都将极大地侵害了被害人的隐私权，破坏被害人及其家庭的生活安宁，从而使被害人再次遭受打击。 救济措施的缺失 ： 我国刑事诉讼法第八十五条规定，“公安机关、人民检察院或者人民法院应当保障报案人、控告人、举报人及其近亲属的安全。报案人、控告人、举报人如果不愿公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