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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公信力岂能肆意攻击 　　媒体固然负有监督政府施政之责，有报道负面消息的新闻自由，这是我国宪法所保障的公民权利。但现在媒体在报道负面新闻、质疑政府时却大肆有罪推定政府，攻击国家公信力。许多媒体一直推崇程序正义，媒体的程序正义就是新闻的来源合法和无罪推定。我们可以从轰动一时的洛阳性奴案件与国家秘密谈起，让大家看到有罪推定与无罪推定的巨大差异，以此论证媒体坚守底线的重要性。何为国家秘密？ 2011年9月，一则“洛阳性奴案”的消息遍布网络，一度被媒体爆炒成为社会焦点，当时报道案件的记者被有关方面以侵犯国家秘密为由进行讯问一事引起了很大的反响，这个案件怎么会涉及国家秘密？公众对此很不理解。 按照主流舆论：并没有证据表明该案件已被“依照法定程序确定”为国家秘密甚至是“国家机密”，更重要的是，该案件与“国家安全和利益”之间似乎根本就“八竿子打不着”。凡是被认为有损当地形象、让政府感觉难堪或不爽的事情，无论是否符合法律规定，都可以往“国家秘密”这只筐里装。 依据《保守国家秘密法》，“国家秘密是关系国家安全和利益，依照法定程序确定，在一定时间内只限一定范围的人员知悉的事项”。这意味着，一件事项要成为“国家秘密”必须具备两个基本前提，一是实质上的“关系国家安全和利益”，二是程序上的“依照法定程序确定”。“洛阳性奴”案是否具备上述两个前提呢？ 实际上，以上舆论混淆了一个重要的司法时间节点，即案件在侦破阶段需要保密。案件可以公开审理但不可以公开侦破，各国对于在侦破过程中的案件都是保密的，中国也不例外。此案涉及大量的个人隐私，如果个人隐私在国家机关侦破案件过程中外泄，国家是否要赔偿？国家要承担责任的秘密外泄是否关系到国家利益？中国对于刑事犯罪是以公诉为主，因此公诉案件在中国的司法法理上都具有一定的国家利益性质，所有的公诉案件在侦破阶段的案件信息都应当属于国家秘密！媒体公布案件细节本身就给案件侦破造成了巨大不良影响，确实侵犯了国家秘密。严重的刑事案件不能完全公开，还有一个原因就是对办案人员和证人等相关人员的保护。把他们的信息透露给记者，让他们曝光在媒体面前，是很不负责任的做法，本身也是一种泄密行为。 媒体偷换概念 新闻监督推进司法公平、公开和防止腐败，自然有其积极意义，但是为了监督而妨害司法，就本末倒置了。其实，国际上不但对于案件的侦破禁止报道，就连案件的审判也有所限制。早在1948年，联合国《国际新闻自由公约草案·第三公约》就把“妨碍法庭审判之公正进行”的新闻列为禁载。1994年，世界刑法学会第十五届代表大会《关于刑事诉讼中人权问题的决议》第十五条规定：公众传媒对法庭审判的报道，必须避免产生预先定罪或者形成情感性审判的效果。如果预期可能出现这种影响，可以限制或禁止无线电台和电视台播送审判情况。在美国，法庭审判不许记者录音录像。直到2010年在维基解密（Wikileaks）创始人朱利安·阿桑奇（Julian Assange）的听证会上，英国法院才首次允许记者在庭审期间使用Twitter。 在案件侦破阶段，媒体公开的动机根本不是什么监督政府的行政，而是为了抢新闻。这个案件“很黄很暴力”，非常符合娱乐八卦的需要，符合一些媚俗办报人的低级趣味。在侦破当中的泄密案件细节，给案件侦破造成不良影响，有关方面当然有权对记者的新闻来源进行讯问，泄露国家秘密者要承担法律责任。对于一个媒体来说，在拥有监督政府的权利的同时，也要有新闻内容来源合法的义务，为了抢新闻而发布非法信息或采用非法的新闻来源，已经丧失了正义的立场。正义的监督首先要程序正义和来源合法，与国际接轨也要把国际上的惯例和前提搞清楚。 我们可以看看世界媒体大王默克多深陷窃听门丑闻，其窃听和报道的内容可能没有问题，这些内容都不是国家机密，但是他的新闻来源不合法，就受到了社会的广泛质疑。默多克在国会的质疑陈述中把责任推卸给了具体的人，所有的错误都是那些具体负责人做的，自己轻信了他们，他们背叛了公司。老默多克还说，窃听和贿赂都是不对的，新闻集团有行为准则。西方的新闻自由对于新闻的来源合法性是有严格的要求的，违反者要承担巨大的责任，那么我们对于新闻机构的新闻来源合法性又如何监管呢？ 媒体监督也需要程序正义，程序正义的基础就是新闻来源合法和无罪推定，以非法来源和有罪推定进行所谓的媒体监督，与造谣和传谣有什么区别？监督不能无限监督，怀疑也不能无限怀疑，媒体也要有底线，西方的自由是在契约精神下的自由，是被各种契约底线限制下的自由，绝对不是无限的自由！西方确实可以不断地发布负面新闻，但是西方发布负面新闻也是有限制的，不是中国媒体人想象的可以无限制地炮制负面新闻直至妖魔化的程度。 通过上述的分析可以看到，无良媒体偷换了案件涉及国家秘密和案件侦破信息属于国家秘密这二者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