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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建学术,守望学术 　　今天，我们在这里聚会，追思杨生茂先生。在南开大学举行这个追思会，是非常恰当的，因为杨先生把毕生的精力都献给了南开大学。杨先生不是一位普通的学者，而是一位伟大的学者。他从1947年起就在南开大学任教，直到1995年退休，他93岁生命历程的一大半是在南开度过的。在南开的半个多世纪里，杨生茂先生教书育人，著书立说，为中国的美国史、世界史和历史学的研究和教学做出了一系列开创性的贡献。 　　1950年代初，他创办了《历史教学》，这是新中国的第一个关于历史教学和研究的学术期刊，也是一份史学研究的刊物，对国内史学教学和研究的贡献巨大。1964年，他创建了南开大学美国史研究点(后改名为“美国史研究室”)，这是国内第一个从事美国史研究的专门机构，日后成为培养中国美国史研究人才的重镇之一。1970年代后期“文革”结束之后，杨先生与其他老一代美国史学者，发起和组建了“中国美国史研究会”，为改革开放时代的美国史研究奠定了体制基础。今天，这个研究会具有数百人的规模，学风淳朴，作风民主，成果厚重，成为国内专门史学会中的佼佼者。20世纪80、90年代，杨先生与武汉大学的刘绪贻教授一起主编了新中国的第一套六卷本美国通史著作，这套著作成为国内高校美国史教学的重要教材。更为重要的是，杨先生在南开培养了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第一批美国史专业的硕士和博士研究生。这是杨先生对中国美国史、世界史和历史学发展所做出的最大贡献。杨门弟子满天下，遍布全国高校和研究机构，他们中间有不少人今天已经成为了中国美国史研究和教学的中流砥柱，还有一些人则走向了世界，将南开的精神传播到更远的地方。 　　我认为，南开大学的历史研究和人才培养在中国高教界享有如此崇高的声誉，与杨生茂先生的学术贡献、学识和学风以及由此产生的巨大而经久的影响力是分不开的。所以，杨先生是南开大学的精神财富，南开大学的学术经典，南开大学的光荣与骄傲。 　　南开的美国史教学和人才培养为什么会如此成功?我想这与南开的学风有很大的关系，而杨先生是这种学风的创建者和守望者。如果我们仔细读杨先生的文字，无论是在1950年代还是在1990年代写的，我们会发现，在治学严谨、对思想和文字功力的追求方面，杨先生始终是一致的，始终具有自己的特色。他的研究是扎实的，文字是流畅的，风格是清新的，思想是深刻的。即便是在学术研究沦为意识形态的奴隶的时代，杨先生也力图保持史学研究的学术性和基于材料基础上的思想性。在当时的情况下，做到这一点是非常难得的。这种学风由他的学生们忠实地继承下来，并代代相传，在国内形成了一种具有南开特色的史学风格，成为中国美国史学界的一种楷模和标准。当然，这种学风的形成不是杨先生一个人的功劳，但如果没有他的主导与坚持，如果没有他将近半个世纪的润雨细无声式的言传身教，我们很难想象这种学风的产生和维系。 　　我由此想到，今天当我们在评述杨先生他们这一代美国史学者的学术建树时，必须不能忘记一个重要的背景，即他们是在何等艰苦的环境下来开创和建设中国的美国史研究和教学的。他们当时所面临的困难和挑战是我们今天难以想象的。自2009年开始，我一直在做一个研究，即新中国成立以来中国的美国史教育的起源与发展。我查阅了许多资料，重新阅读了老一辈美国史学者的著作以及他们编写的教材。我还采访了包括杨先生在内的一些学者。我从收集和研究材料的过程中，第一次比较深入地了解到中国美国史研究和教学起步的艰辛，了解到杨先生他们这一代学者(包括黄绍湘、刘绪贻、丁则民和刘祚昌等)所做出的极有创意性的努力，同时也体验到他们所付出的代价――因为他们必须在新形势下改造自己，重新塑造自己，从而能够创建学术，守望学术。正是老一代的学者们在艰苦和恶劣的学术环境下，竭尽全力，维系着中国的美国史研究。正是他们在机会刚一出现的时候，抓住时机，及时培养了中国的第一批美国史研究和教学人才，所以才有了我们今天所看到的美国史领域繁荣昌盛、后继有人、长江后浪推前浪的局面。在这个过程中，杨先生的识见和贡献无疑是最为关键的。没有杨先生这一代学者的信念和坚持，就不会有中国美国史学的今天。 　　杨先生的影响力并不局限于南开和他的学生，也并不局限于美国史和美国研究领域，他对中国的世界史研究和历史学界的贡献是得到公认的。我记得1991年6月在北京的一次讨论中美关系的国际学术会议上，当杨先生走进会场时，全场数百名与会者立刻出现了一阵骚动，人们纷纷起身离开座位，走到他的座位前去与他握手。还有许多人起立，向他致以敬意，足见他在中国学术界的影响。这是我第一次见到杨先生本人，在众多的西装革履、风度翩翩的与会者中，他的中山装、发亮的秃顶，以及向他人致意时的质朴给我留下了很深的印象。我当时对杨先生的了解很少，只听周围的人对他均以“大师”相称。我没有想到后来会有机会与他多次促膝交谈，更没